二
    日本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趋势，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被直系所摧垮的事实，以及美英等国的势力重返中国的现状，着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1921年5月敬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确定先集中力量加强对中国东北的扩张，并利用张作霖充当日本在“满蒙”扩张的工具。对皖系等亲日势力也予以扶持，以便在适当时机再夺取中央政府的控制权。
    “满蒙”从明治以来一直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战略目标。日俄战后，日本势力侵入南满。20世纪20年代，日本更感到向整个“满蒙”扩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今后必须在这里获得“对国防和国民经济的生存上必要的地位和权利。”（12）关于日本同张作霖的关系，原敬首相讲得很明白：“事实上是张企图以日本为背景来扩张势力，而我们为了在东三省发展，有给张以优遇的必要。双方利益不谋而合。事情就是如此。”（13）原敬内阁确定，对张作霖“整顿和充实东三省内政和军备”，在该地区确立牢固的势力，日本“应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援助。”（14）对于张作霖向关内“伸张其势力”，争夺北京中央权力的企图，驻京日本公使馆武官及驻奉日本总领事都极力支持。日本外务省考虑到与英美等国的关系下予奉张以公开援助。但一旦涉及东北利益，日本将全力加以庇护。这正是日本在1922年四五月间的直奉战争中的行动方针。
    华盛顿会议以后，各列强之间在几个条约的约束下，表面关系有所缓和，实质上它们争夺中国权益的斗争并未放松，甚至“日美冲突弄得更加明显。”（15）直奉两系在直皖战后共同控制了北京政府。随着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继续和加强，直、奉两系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争夺中央政权，很快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激烈的斗争。张作霖为了同直系抗衡，便同皖系势力和广东的孙中山联络，逐渐结成反直三角同盟。
    1922年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直两军在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30日直军转守为攻。5月4日奉军大败，向滦州撤退。在奉军濒临溃散的关头，日本军事顾问本庄繁不顾日本内阁作出的“不干涉”的姿态和决定，帮助张作霖指挥守卫滦州之战，使奉军得以保存实力，从容撤出关外。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首领在美英等国支持下控制了北京政府，竭尽全力推行消灭异己的“武力统一”政策，强奸民意，上演“贿选”丑剧，直系以种种倒行逆施，使它逐渐丧失了人心。
    日本对直系政府实行两面政策，既同它保持外交关系，进行经济、文化交往，又对其严密监视，孤立和限制它的势力的发展，对于山东问题，继续办理交接手续。但对收回其他利权和借款等问题，采取强硬方针。1923年初，中国民众再次发出废除“二十一条”的呼声，强烈要求按期（1923年3月27日）收回旅大。国会参、政两院分别通过《咨请政府宣布“二十一条”无效案》。3月10日，北京政府照会日本指出“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缔结之中日条约及换文，除已经解决及经贵国政府声明放弃撤回所保留各项外，应即全部废止”。照会并明确要求日方“指定日期，以便商酌旅大接收办法”及废约后的各项问题。（16）日本视旅大租借地为其在“满蒙”既得的“特殊权益”，3月14日，日本外务省分致复牒于东京中国使馆、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反对北京政府关于取消民国4年条约换文及收回旅顺、大连的要求。7月26日，又发生驻北京日使芳泽因不向中国政府呈递国书，致顾维钧外长就职时不以公使待遇，双方引起交涉，各自发文件指责对方无理。（17）当时直系政府的税收近于枯竭，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以美国为首的新银行团准备给直系借款，遭到日本反对而不能成立，这对直系势力的伸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退守关外的张作霖，于1922年6月宣布东三省实行“联省自治”，不受北京政府节制。日本认为奉张能专心致力于“维护东三省的治安”“也是极为符合心愿的事情”，决定在尽可能范围内给予援助。（18）1924年5月，日本政府在《对支政策纲领》中强调指出，其对华政策将“根据帝国利益关系适当加以调整，目前对东三省的实权者张作霖依据既定的方针继续给予善意的援助，以巩固其地位。”（19）此外，奉系在日本的扶植下，财政经过整顿也大有好转。
    日本在援助奉系的同时，加紧对“满蒙”的侵略扩张活动。大力地攫取东三省的路权，掠夺自然资源和土地。尤其是把延伸同南满铁路相衔接的“铁路网”置于首位。1922年修通了郑家屯至通辽的铁路后，南满铁路公司急于向“满蒙”西部扩张，力图敷设郑家屯至洮南的铁路。他们越过北京政府，擅自向张作霖疏通和交涉，于1923年修通了郑洮铁路。1924年10月修成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吉林省天宝山至图们江的铁路。他们还向北满采取“重新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首要目标是夺取具有高度经济、战略价值的洮南至齐齐哈尔之间的铁路修建权。1925年9月，南满铁路公司提出了一个更具有野心的《满蒙铁路网计划》，拟用20年为期，以5.8亿日元投资，修建35条，总长8828公里铁路，准备把侵略势力扩展到整个东北地区。（20）
    1924年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的日本三党联合内阁成立，前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男爵出任外相，开始了“币原外交”。币原为了改变当时日本处于外交孤立的处境，提出实行“协调外交”。这实际上是为日本在“华盛顿体系”下，提出了一些新的策略。他强调在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对华政策要贯彻“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其实他对于中国内政，并不是真正放弃干涉，而是改变一些干预手法。他推行以经济侵略为主，武力威摄为辅的方针。但日本军部以陆相宇垣一成和参谋总长上原勇作为代表，却持另一种见解和方针。他们主张颠覆曹锟、吴佩孚直系势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日的中央政府，加速实现大陆政策。在随后发生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巧妙地交叉使用上述两种手法，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时币原向国内外宣布日本对中国内战采取“不干涉”的方针。但宇垣却布置在中国的日本将佐与奉军“共同合作”。上原则根据情报拟定秘密计划，推动张作霖、段祺瑞合作，共同拉拢冯玉祥发动政变，颠覆曹吴。先是日方选择在北京政府任教育总长的黄郛为联系冯玉祥的中介人，由土肥原向黄提供一份从总统府窃取来的情报，即直方拟向美国求援的计划，将其副本转交冯，鼓动他断然起事，推翻曹吴。段祺瑞还亲自出马说动张作霖付给冯玉祥一笔可观的军费，其中首次交给的是一张横滨正金银行的100万元支票。（22）奉军先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10月上旬，战争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争夺激烈，伤亡惨重。当奉军弹药告急时，日方补给奉军步枪、机枪弹药4000万发，炮弹10万发，使奉军得以突破直军阵地。（23）10月中旬，吴佩孚亲率精兵往山海关督战，10月23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终于导致曹吴统治的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