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只要看一看这一时期的绘画与雕塑的题材与表现形式，便知道人文主义者宗教情结之深厚了，最宏伟的建筑是奉献给上帝的教堂，如由布拉曼、拉斐尔、帕鲁齐、小莎迦洛及米开朗琪罗等著名艺术家前赴后继地设计建造的圣彼得大教堂。最优秀的绘画与雕塑主要是描写宗教题材的，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米开朗琪罗的《西斯廷天顶画》，提香的《哀悼基督》，等等。
    固然我们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画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习，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世俗生活。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宗教情结使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虽然世俗化，却不失崇高与庄严，成为后世不可企及的艺术典范。
    由此看来，诚如西方当代文化史家马文·佩利（Marvin Perry）所肯定指出的，人文主义者们“既非不信教者，也非无神论者”[7]。
    但人文主义者们又真实地感受到发自内心的冲动，他们不愿欺骗自己的感觉，又不愿或不敢向宗教宣战，他们便注定了要在矛盾中挣扎，他们的内心深处远不如我们今天想像的那样明朗。
    柏雷也许是最早洞见到人文主义者的这种尴尬处境的现代历史学家之一。他认为，人文主义者“并不觉得自己转入一个新文明的时代”，他们“并不以敌意向着神学的权威及宗教的信条，只是发现了一种对于实际世界的好奇心，把自己的兴趣一起任他吸收去了”。这样，他们便必须同时面对两个世界--宗教与现实。柏雷认为，一般的思想家在当时“都是把这两方面分得清清楚楚：在表面仍然遵从宗教仪式，而在里面却不屈服真正的思想自由。”[8] 人文主义者的这种两难处境对我们并不陌生。一种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体系，虽然已千疮百孔，甚至荒谬绝伦，但只要它尚未失去现实的制度支撑，它就会迫使人们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直到它寿终正寝。不过，从当时的情形看，人文主义者的这种自觉是否真如柏雷所说的那样一清二白，是颇值得怀疑的。但丁便不能说只是表面地遵从着宗教仪式而矣，他的《神曲》中洋溢着对上帝和天堂的真诚的向往。米兰多拉在为人的尊严辩护时，是以上帝为前提的，人为上帝所造，因为上帝同意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塑造自己，所以人们应不负重望，努力向上，进入上帝的神圣境界[9]。 米兰多拉在这里所运用的还是中世纪的语言与逻辑。
    因此，可以说，文艺复兴时期现实的个人以及人文主义者理想中的个人，都尚未臻于全面的、理性的、自由自觉的思想境界，他们的思想尚游移于古典文明传统与中世纪宗教传统之间，当然更多偏向前者。人文主义者所发现的个人更多地是一个感性的、行动的个人，而不是一个理性的、思辨的个人，后一任务尚有待18世纪的启蒙运动完成。西方当代史家温克斯（Robin W.Winks）等人认为：
    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与艺术家们从其中世纪先行者那里多有借重，而且他们常常同其先辈们一样虔信宗教，一样轻信、一样有等级意识、一样“封建”。但他们同时又是实利主义的、怀疑论的与个人主义的，其程度之深，在中世纪几闻所未闻。[10]
    这样将人文主义者看作一种矛盾组合，似更符合一个纷纭变幻的过渡时代的历史实情。
    二
    这样评价人文主义者，并不必否认他们所实践的前所未有的思想自由。洛伦佐·瓦拉以其严密的论证，毫不留情地揭露作为教皇世俗权力之依据的“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历史文件的欺骗性。他还以其渊博的学识批评了西塞罗的被认为是完美无瑕的作品，指责托马斯·阿奎那不懂希腊文，挑剔《圣经》译本中的错误。人们常指责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的虚伪与不道德，但从思想家的品质看，他却是一个忠于事实，不为时势左右的自由的思想家。罗素称他是以“思想上的诚实”表现“政治中的不诚实”[11]。达·芬奇曾被当时同行们指责为纯粹的经验主义者，他的回答是：“假如我的确不能像他们那样引经据典（可见这是当时的潮流--引者注），必须承认引用经验--他们导师的情人--更了不起，更有价值。”达·芬奇进而指出：“引用权威作论证的人并未使用理智，而是使用记忆。”[12]可以说，达·芬奇在这里预见到近代实验科学的根本价值。因此，一般地说，人文主义者虽然一方面折服于遥远的光辉灿烂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另一方面又与躺在身边的老态龙钟的中世纪宗教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在各自具体的领域中都能自由地探索、发现。 其奥秘很可能就是当代意大利史家查波德（Federico Chabod）所揭示的，人文主义者们奉行“为艺术而艺术，为政治而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崭新的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世俗化信条[13]。
    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政局更迭频繁，各国处于相互竞争与敌对状态，教会控制又很松弛，人们不仅可以非常自由地思想，而且能够自由地表达。瓦拉在发表了著名的驳斥“君士坦丁的赠与”的论文后，并未受到惩罚，反而名声大振，被教皇委任去翻译希腊史家修昔底德的著作[14]。由此足见当时学术交流之自由。这种自由甚至发展为无边无际、永无休止的争辩、讽刺与诽谤。当时一般的文化培养出一批“恶毒又无能的机智的嘲讽者”，如靠阿谀奉承、挖苦讽刺为生的当时罗马最著名的讽刺家皮埃特罗·阿雷提诺。另一方面，文艺复兴又造就了一大批鲜明独特的政治家、教士、发明家和发现者以及文学家、诗人和艺术家，他们成为天然的嘲讽对象。此外，人文主义者之间也不乏相互攻击。这一切便使意大利“成为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15]。当然，15世纪的艺术家之间也表现了真诚合作与友好竞争的一面。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发现的个人，已实现了基本的思想自由。这首先意味着没有人为的思想禁区，个人可以自由探讨人类生活的任何领域。当然，人文主义者尚未考虑上帝的存在问题，但那是认识能力本身的客观局限。其次这也意味着个人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己的智识，去独立地观察、分析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被动地或被迫地屈从于外在的约束与压力。最后，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思想的交流畅通无阻。以上三点构成了西方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传统的基本要素，为后继的启蒙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所取得的辉煌的文化成就当然更应大大归功于此。
    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这种思想自由并不是天马行空地驰骋。人文主义者所思想的对象、方法，他们赖以创造的思想素材，以及他们思想的结论，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典文化和中世纪传统的制约。在人文主义者身上，创新与守旧并存，尘世与天堂交汇。古典--中世--现实，“正”--“反”--“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创造了文化史上“三位一体”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