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马先生长于比较研究，您是否认为比较研究最能说明问题的特征？
    答：《历史教学》的编辑同志要我谈谈史学的比较研究问题，实际上我谈不好这个题目。因为我一向不大研究史学理论，而且从来不敢也不愿承认自己是比较研究的史家，盖深知比较研究之不易进行也。可是我确实又写过一些比较研究的文章，也编过这样的书。无奈之下，只好“奉命作文”，谈谈自己在实践中所得到的一些关于我国史学比较研究的朴素想法。
    比较本是一种简单的观察、认识事物的方法，连小孩子都会使用的。但历史的比较研究之所以在我国作为方法流行，却有着它的时代背景。20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大都有一种落后感，痛感中国不如欧美之强大，进而想通过比较，探讨中国与西方之相同与不同，以找寻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起先这大约是在哲学、思想、文化层面上进行的，后来渐及于历史。而关于中西历史异同之讨论，又和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二三十年代所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比较的双方，当然是西方和中国；比较的问题，是社会结构等大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想知道，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三千年，而西欧却不到一千年，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么长，西方的如此短呢？这一问题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老问题，一直继续到50年代。而讨论中，自然就不断地进行着中西两方历史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史学比较研究一度相当兴盛，可是基本思路还是那个老问题。讨论的具体问题有中西封建社会的结构问题，中西社会的封建化问题，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中西封建社会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中西城市的比较，中西农民战争的比较等等。归结起来，问题依然是为什么中国的封建那么长，而西方的封建那么短？为什么15世纪西方出现了资本主义，而本来强大的中国后来却落后了呢？和西方相比，中国究竟有无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能力，中国是否有过资本主义的萌芽呢？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千差万别，不过大致不外以下几种：有的认为是中国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压迫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有的以为是专制制度的统治，有的以为是中国的自然经济特别强固，有的以为是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实际上不如欧洲的高等等。这些回答，不管作者主观意图如何，都包含着和西方比较的意味在里面。如说中国地主的剥削、压迫厉害，也就是和西方的封建主比较而言；又如说中国的专制制度如何厉害，也是以为西方封建时代是二元政治或三元（国王、教会、贵族）政治，不如中国的统治有力；说自然经济的强固统治，则更是和西方封建时代的自然经济如何不强固对比而言的。我不敢说这些回答都不正确，不过总以为有点简单化。
    最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了不少进展，问题提得更为深入了，即中国和西方的发展，究竟是相似呢，还是根本不同。如果是相似的，则只是发展上的快、慢问题；如果是发展的道路不同，则中国自有中国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与西方的比较，而西方的道路也不可能和中国的比较。后一种回答现在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亚、非、拉美的历史研究日益开展，强调自己历史的特性是必然的；欧美和第三世界依然有很大的差距，而且不但没有缩小还有扩大的势头，似乎更显示出双方道路的不同；欧美的学者不少人放弃了原来的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观点，也转而找寻亚、非各国自己的发展道路。
    问：前些年，比较史学在中国史学界兴盛一时，现在有些淡化，您认为原因何在？
    答：《历史教学》的同志提出，现在我国的史学比较研究有些淡化，似乎没有前几年热闹，我自己也有同感。为什么会这样，我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我国的史学比较研究题材比较单调，大都是围绕和西方社会的对比而展开的。而题目又太大，像中西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中西自然经济的比较、中西地主经济的比较、中西城市的比较、中西资本主义产生的比较，都涉及许多问题，绝不是写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写一两篇文章只可以说是提出问题，提出一种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假设。如果想要解决问题，还得长年累月研究下去，庶几可以得到一些成果，一些结论。否则只能是说了几句空话，于研究关系不大。
    二、在我国史学领域进行比较研究的人，多为研究外国史的学者，他们对中国史的了解并不深入，没有对具体的事件、人物、经济情况，做过从原始资料入手的详细研究，只能是应用中国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分析。而对于外国历史，限于我们的条件和水平，也多是应用外国人研究的成果来综合分析，缺乏从原始资料入手的细致研究。这样的比较，就大大限制了我们的眼界和自由，提出的问题难以解决，甚或连正确的问题也提不出来。
    三、最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史学和西方史学由传统等所形成的差异，使比较研究的深入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例如：
    1.中国史学传统以研究政治史为主，其中又主要是各种职官制度的考证。解放后虽因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而转向注重社会史、经济史等的研究，可是比起研究社会史、经济史等已有数百年的西方史学来，还是有不少的不一致处。对中国的封建社会缺乏从社会史角度进行总结，依然是按王朝体系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农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明清时代的小农呢，还是宋代的客户、唐代的均田农民，抑或是魏晋时期以至隋唐的田客或部曲，甚或是汉代的小农，并无一个明确的结论。西欧封建时代的农奴，对其经济地位、法律身份，都已有过透彻、反复的论证，确定了其典型性。近来虽然由于研究的深入，农奴的典型地位受到挑战，发生动摇，但仍不失为我们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可是我们拿哪一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来和西欧的农奴比较呢，这就成了问题。于是只能从最概括的方面着手比较，其结果自然是难以深入。当然，根据中国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对西欧提出问题，即拿在其历史上只有三百年，人数又不占多数的农奴来代表整个封建时代的农民，是否恰当。如此比较则更难进行了。又如，我们想进行中国和西方封建时代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西方在这方面大多可以拿出从一个村庄、一个庄园的某一时段内算出的十分具体的数字，当然这也只是一个抽样调查，不过作为这个样品来说是很实在的，可信的。中国现在还缺乏这样的抽样调查（现代史情况较好），往往只能以“亩收一石”这样的估计再去推测，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更为难以比较的是传统的不同所造成的认识上的不同。例如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涉及农民的大问题是土地兼并问题，地主往往要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农民丧失土地则会使生产下降，生活困难，最后导致王朝灭亡。小农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时则会生产发展，国泰民安。可是西方社会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土地兼并问题。农民根本没有土地所有权，没有土地，那自然也没有土地兼并了（苏联学者也指出过封建主侵蚀农民份地的现象，不过那不可和中国的土地兼并同日而语）。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必须涉及双方法律体系的相同与不同，而这又牵涉到什么是所有制的问题，中国历史上的民法究竟发达不发达的问题，在传统如此不同的社会中，它们的法律体系可以拿来比较么？史学比较研究的深入自然也遇到文化比较研究一样的难题，不同的文化理解起来是如此的困难，如何来比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