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这种史学的功能，傅斯年认为，它“没有一般的用处”，只能是纯学术的研究。这种史学只考史而不著史，“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的工作，它对教育上能有相当的影响，“但这都不见得即是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几个书院的学究，肯把他们的一生，消耗到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点缀国家之崇尚学术了”[⑥c]。简言之，这种史学只具有学术功能，无须普及，并不具有一般的社会功能。
    以上大体是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基本内涵。我想，评价任何一种理论主张之是非得失，总应以客观地理清其基本涵义为前提的。
    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积极作用
    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总是从收集资料开始的。史学更不能例外。没有大量的丰富的准确的历史资料，科学的历史研究也就无从着手。中国有着悠久的史学传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历史资料。由于古人眼界的狭隘，观念和方法的陈旧，许多文献资料，尤其是关于古代历史的资料，真伪相杂，使得古昔的历史面貌朦朦胧胧。不在历史资料上下一番艰难确实的工夫，并不断扩充新的可靠资料，便很难再现往昔历史的真貌。王国维的古史新证，顾颉刚的疑古及辨伪史，为廓清远古历史的迷雾作出了创性开的贡献。在他们新获成就的基础上，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史学即史料学，认为“史料的发现，是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新材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最要条件”[①d]。他要求史语所同仁，力求扩充研究工具和手段，直接研究历史资料，扩充历史资料，不仅仅是读书，更要动手动脚找东西，进一步扩大史料的来源，这种主张，从一个方面适应了中国历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科学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
    傅斯年按照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身体力行，团结和组织了一批史学精英人才，于搜集梳理文献资料之外，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抢救收了大批濒危的文献历史资料，发掘了众多珍贵的地下历史资料。他组织领导了安阳殷墟和城子崖等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对安阳殷墟的多次科学发掘，发现数以百万计的甲骨和殷代铜器等珍贵器物；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还收集到居延汉简1万3千多片，金石拓片2万5千余张，以及许多敦煌卷册和善本书籍；流失在外濒于毁灭的明清档案，也是由于傅斯年对史料的高度敏感和极为重视，才得以保存下来，并组织整理出版了《明清史料》甲乙丙丁四编40大册（丁编10册当时已选定因故未出），以及由此而组织校刊《明实录》，等等。这些科学工作，为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保存、积累和扩充了至为丰富的历史资料，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杰出业绩。
    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重要内涵之一是，必须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傅斯年为此提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因此，对历史学必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中国近代，提倡注意史学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引进其它学科的方法与成果以治史，傅斯年并不是首创者，但他创办史语所，大声疾呼并明确提出史学必须引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与成果，实行跨学科研究，以丰富和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则是符合历史学发展的时代趋势的。他的《性命古训辨正》，便综合运用了训古方法、统计方法、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演化论的历史方法等，并使多种方法相互结合，以整理古代思想史资料，把他的主张运用于史学的研究实践，至今仍然对我们富有启示。
    史学即史料学的主张，是把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看待的。傅斯年已敏感地认识到，这样的科学史料学研究，仅仅依靠个人的孤立研究，已经难以完全胜任了。他说：“如古迹之系统调查，乡人著作之搜集等，非群力不能为功”[②d]。为此他提倡史学的集众研究，并且创办史语所，为这种集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合适可行的组织方式，以使史家们在一个集体的研究环境中，各展所长，互补所短，相互引会和订正，以胜任较大规模的科研项目。这种各展所长而又互相补充、相互切磋的近代集体史学研究的组织方式，与古代史馆的合修“官书”显然是迥异其趣的。傅斯年创办和领导的史语所，运用这种集众研究的方式，不仅在史料学研究上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而且在这种集众研究中，从直接研究和扩充史料着手，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学有专精的史学大家。傅斯年开创的这种近代集体研究的史学机构和组织方式，对中国史学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而意义深远的贡献。
    史学即史料学主张的局限性与消极影响
    傅斯年把史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只是研究史料，便集中地反映了这种主张的局限性。搜集、辨别、整理资料，是任何一门科学的基础性工作，但却不能把各门科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规定为研究各个领域的资料，尽管这是各门科学研究必须要做的工作和必经的发展阶段。事实上，任何一门科学研究的对象，都是自然界或社会的某个客观领域及其运动，资料则提供这一客观领域的存在及其运动的信息，搜集研究相关领域的资料，只是为研究这一客观领域及其运动所作的准备工作。如果把科学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只是研究资料，而不是揭示资料所传递的某个客观领域及其运动的真象，那就实际上等于取消了这门科学的真正研究对象，而难以达到它的真正研究目的。历史学也是一样。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人类的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根据研究范围之不同，可以是这个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某一空间，某一时段或某一方面）。这样的历史科学研究，当然必须从搜集和研究史料着手。但如把史学研究的对象归结为仅仅只是研究史料，而忽略了透过史料以探索人类客观历史及其发展过程的真相，那么，这样的史学也就很难说是真正把握自己研究对象的科学了。举一个不大确切但大体上也能说明一点问题的比喻：一位学者请一位木工打一只书桌。过了几天，这位木工抱来一大堆锯、刨得颇为精细的桌面、桌腿等木料。学者当然疑惑。木工回答说：我的工作对象就是这些做桌子的木料。书桌当然通过木料打成。但这位学者会对这位木工自谓的工作对象能说什么呢？显然，仅仅将材料作为工作或研究的对象，而忽视了工作或研究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所以，史学即史料学主张提出来不久，便有学者提出异议：“所谓史料，若就其性质而言，与供给其它科学实验或研究的材料，毫无二致。所以，把史料学认作史学本身的人，与把实验室里陈列的材料认做科学，是同样可笑的”[①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