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四史”的作者中，陈寿在后世的声望远不及司马迁和班固，甚至还蒙受了许多非议，身前身后，皆“位望不充其才”〔1〕， 实甚冤之。本文旨在就陈寿遭到非议的主要事端加以辨析，力求给陈寿及《三国志》一个公允的评价。
    一、“曲笔回护”纯系枉加
    陈寿遭非难最多的便是所谓曲笔回护之事，议者主要指责他以魏为正统，为曹魏和司马氏回护，具体而言，主要有下列几个问题：
    一是《三国志》中，唯《魏书》有纪、有传，而蜀、吴二书只有传而无纪之事。清代赵翼说：“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2〕在他看来，似乎陈寿为魏立本纪， 从主观上就是要故意维护晋统治者。正如《四库提要》所说：“寿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但是，细读《三国志》就会发现，陈寿这样处理主要并非出此隐衷，而是尊重了史实的结果。陈寿从三国鼎立的客观事实出发，将三国史事并立为三书。而在三国之中，魏国的势力最强，居于首要地位。从地理上看，曹魏三分天下有其二；从国力上看，曹魏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都远胜于蜀、吴二国；从历史进程上看，先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接着是曹丕代汉，魏承汉祚，事实就是如此，陈寿当然要据事直书了。退一步说，即使陈寿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势必要如此处理的话，那么，这种处理也恰恰反映了历史事实。何以怪之？
    这个本已十分清楚的问题，何以引出如此非议呢？细察之，后来的所谓正统之争，多是由于一些史家出于某种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对此，《四库提要》犹能鞭辟入里：“其书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陈寿记载的客观真实，后世史家的非议之谬，不言自明。
    二是《三国志》中关于曹操在建安年间任职变迁的记载，均记为天子所任命之事。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元年，“天子拜公司空”。建安十三年，“以公为丞相”。建安十八年，“天子策命公为魏公”。建安二十一年，“天子进公爵为魏王”。而同是这段历史，《后汉书》的记载则与之恰恰相反。《后汉书·献帝纪》分别记载为“曹操自为司空”；“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曹操自进号魏王”。一记为诏命，一记为自领，其态度完全相反。对此，《廿二史札记》认为《后汉书》“有《春秋》遗法”，而《三国志》则是“创为回护之法”。那么，陈寿的记载究竟是回护还是实录呢？从相关的佐证材料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首先，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对《三国志》进行了补缺、备异、惩妄、论辩工作，他不仅认同了陈寿的有关记载，而且还增补了许多有关的天子诏书和曹操的答谢等资料。另外，《资治通鉴》的有关记载，也全部采用了《三国志》之说。司马光撰《通鉴》，对史料曾进行过严格的审核，处理手法相当高明，颇值信赖。可见，即使陈寿回护，那么，裴松之、司马光皆距晋甚远，不必回护，且他们都以精审史料见长，若陈寿有误，他们自当有所辨正。
    其次，范晔著文，强调“以意为主，以文传意”〔3〕。 其著史则“贵义德，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4〕因此， 他对曹操采取了贬抑的态度，有违事实。此外，赵翼《廿二史札记》亦“以议论为主”，“不以考核见长”。〔5〕相形之下，还是“寿书铨叙可观， 事多审正。”〔6〕
    三是《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载：“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太后”事。“甲戌，太后令曰……遣芳归藩于齐，以避皇位。”对此，赵翼批评道：“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7〕其实，如果把相关的材料联系起来考察， 就会发现，陈寿并非是在袒护司马氏，而是巧妙地把史实反映在读者面前了。在此事发生之前，陈寿记道：“庚戌，中书令李丰与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等谋废易大臣，以太常夏侯玄为大将军。事觉，诸所连及皆伏诛。……三月，废皇后张氏。”这里，早已反映出皇帝与司马氏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皇后父张缉等人欲以夏侯玄为大将军，而废司马师，事觉被诛。司马师转而欲废皇帝。文中清楚地写出了是司马师先“谋废”，然后才“以闻皇太后”，接着才是“太后令曰”，其中谁是主谋？谁有决定权？令人一望便知，怎么能说陈寿“党司马氏亦太甚”呢？
    四是《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关于“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的记载。对此，赵翼批评说：“绝不见被弑之迹。”〔8〕其实，如果把《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综合起来看，高贵乡公被杀之事也同样昭然若揭。
    陈寿写高贵乡公“少好学，夙成。齐王废，公卿议迎立公。十月己丑，公至于玄武馆，群臣奏请舍前殿，公以先帝旧处，避止西厢。群臣又请以法迎驾，公不听。庚寅，公入于洛阳，群臣迎拜西掖门南，公下舆答拜，傧者请曰：‘仪不拜。’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车门下舆。左右曰：‘旧乘舆入。’公曰：‘吾被皇后征，未知所为！’遂步至太极东堂见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百僚陪位者欣欣焉。”〔9〕可见，他是一位有主见、懂礼仪的少年。即位之后， “减乘舆服御、后宫用度，及罢尚书御府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10〕他重视读书讲学，自己也博通经义，爱好文学。与鸿儒论经，以至于专攻《易》、《书》的博士们只得说：“非臣愚见所能逮及。”〔11〕他“爱好文雅，广延诗赋，以知得失。”〔12〕要求“群臣皆当玩习古义，修明经典。”〔13〕在陈寿笔下，高贵乡公是一个俭朴有节、知书博学的皇帝。而在他死后的太后诏令中，却对他大加指责：“此儿自知罪重，便图弑逆，……直欲因际会举兵入西宫杀吾，出取大将军……沈、业即驰语大将军，得先严警，而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阵间，为前锋所害。”这里，陈寿如实记录了高贵乡公的言行，又实录了太后诏书。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太后诏中，可以看出，大将军已先“严警”，曹髦则是“为前锋所害”。怎能说“绝不见被弑之迹”呢？这里，陈寿已尽全力将事实展现给了读者，并在该纪的最后不无感叹地评道：“高贵乡公才慧夙成，好问尚辞，盖亦文帝之风流也；然轻躁忿肆，自蹈大祸。”其思想倾向甚为明了，颇有惋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