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挟私报怨”实难成立
    陈寿遭非难的第二方面即所谓“挟私报怨”之事。议者主要指责他所谓向丁氏兄弟乞米事、批评诸葛亮事。
    《晋书·陈寿传》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 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予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这段文字成了一些人指责陈寿史德的口实。其实，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其诬枉。据《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 ”另据裴注引《魏略》云：“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丁廙也“欲以劝动太祖……太祖深纳之。”因此，“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见，二丁乃曹植心腹，后被曹丕灭族，是不会有儿子的，所谓陈寿向二丁之子索米之事自然不攻自破。朱彝尊也就《三国志》不为二丁作传之事加以剖析，他说：“寿于魏文士，帷王粲、卫觊五人等立传，粲取其兴造制度，觊取其多识典故。若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仅于《粲传》附书，彼丁仪、丁廙何独当立传乎？造此谤者，亦未明寿作史之大凡矣。”〔14〕《晋书》之虚枉不言自明。
    《晋书·陈寿传》中，紧随二丁事后，又写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这又是一些人指责陈寿的依据。那么，事实如何呢？
    首先，《晋书》乃唐人官修，其书“好采杂说，故以为传，然于其上冠以‘或云’以明其事之难信。”〔15〕可见，《晋书》的材料，未必都十分可信。其次，从《三国志》所载的史实看，这些评论确实真切，并非陈寿在挟私报怨。要搞清陈寿对诸葛亮的态度，必须将有关材料综合考察，不能以偏代全。陈寿评价诸葛亮的文字主要有二处：
    陈寿《上诸葛氏集表》评价诸葛亮说：“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故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昔萧何荐韩信，管仲举王子城父，皆忖己之长，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而时之名将无城父、韩信，故使功业陵迟，大义不及邪？”〔16〕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这两段文字，都肯定诸葛亮理民为长，将略为短。可谓全面中肯。对于赞扬之词，后世少有非议。而对批评之词，却多有责难。但是，仔细研究三国历史，就会发现陈寿的评价是准确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着重记载了诸葛亮一生所参与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赤壁之战和出师北伐。赤壁之战，诸葛亮以其外交才能，联吴抗曹，奠定了三足鼎立的基础。而出师北伐，则充分反映出诸葛亮“奇谋为短”。北伐之初，蜀将魏延提出：“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而公从斜谷来，必足以达。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定矣。”〔17〕以当时形势而论，越秦岭入关中道路有三条：“中路傥骆道，被魏军重兵把守；西路褒斜道，较为平坦，适合大军行进；东路子午谷，高峭险峻。魏延建议兵分两路，诸葛亮率一路由褒斜道攻击眉县，魏延率一路出子午谷直取长安。此计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然而，诸葛亮认为，此计没有出陇右来得稳妥，不予采纳，而采取了先平陇右，再定关中，后取中原、积小胜为大胜的策略。结果，使魏军有时间从容调兵遣将，街亭一战，蜀军大败，被迫撤回。失去这一良机之后，诸葛亮又屡出陇右，连遭挫折。直到最后，才重用魏延旧计，然今非昔比，关中守将已是老谋深算的司马懿，二军相峙于五丈原，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战争是综合国力的较量，无论财力、物力、兵力，蜀国都根本无法与魏相比，无法与魏国长期进行消耗战，要想以弱胜强，必须出奇制胜，这样的先例历史上比比皆是。可是，诸葛亮谨慎有余，果敢不足，不敢用奇，坐失良机，其未能审时度势，十分明显。陈寿之论言之有据，何来挟私之意？
    另外，从有关材料中可以看出，陈寿对诸葛亮的景仰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其他人。他在《上诸葛氏集表》中赞扬诸葛亮：“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其声教遗言，皆经世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由此可见，陈寿对诸葛亮十分崇敬，并无私怨，对其“将略非长”的评价符合事实，是客观分析，而非有意贬低。只是后来诸葛亮“鞠躬尽粹”的精神被不断神化，因而人们就连陈寿的这一客观评价也容不得了。
    至于诸葛瞻，史无政绩可查，但却屡有升迁。原因是，“蜀人追思亮，感爱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倡，百姓皆传相告曰：‘葛侯之所为也’。”〔18〕当邓艾伐蜀时，诸葛瞻只是仓惶应战，“大败，临阵死”。〔19〕干宝也说：“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20〕可见，陈寿的评价，完全符合事实，并非是为了报复诸葛瞻以往对他的轻视。《晋书》中查无实据的“或云”所产生的流毒应予肃清。
    三、“文采不足”乃文史分野之标志
    对陈寿指责的第三方面，是批评他的《三国志》“文采不足”。清人李慈铭说：“承祚固称良史，然其意务简洁，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当时人物，不减秦、汉之际，乃子长作《史记》声色百倍，承祚此书，黯然无华，范蔚宗《后汉书》较为胜矣。”〔21〕可谓此论之代表。
    《晋书·陈寿传》载，陈寿死后，范頵上奏章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这里也同样指出《三国志》“质直”。
    而《华阳国志·陈寿传》却称陈寿“锐精《史》、《汉》，聪警敏识，属文富艳。”既然如此，为什么《三国志》中却没有体现出“富艳”的特征呢？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必须结合陈寿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魏晋时代，史书在目录学上有了自己独立的门类，说明他已摆脱经学附庸的地位而走向独立，并与文学分道扬镳。稍后的《昭明文选》明确指出：“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己不同。若其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指明了文、史的不同。陈寿正是在这文、史分野之初，对史书自身的创作方法进行了探索，他力求在史书创作中摆脱文学的色彩，进行实录。所以，尽管他文学才华横溢，属文富艳，但出于他对史书创作方法的探索和追求，《三国志》摒弃文华，注重史实。
    陈寿创作《三国志》时，早已有了一些记载三国历史的著作，其中文学色彩甚浓者不乏其例。诸如曹操捉弄他的叔叔；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刘备请诸葛亮；诸葛亮空城计等等，不胜枚举。对此，陈寿认为其虚实难征，不予采录。裴注收补了许多陈寿没有采用的材料，两相比较，差异十分明显。在语言上，《三国志》也同样朴实简洁，不尚富丽。刘知几曾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然则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22〕“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23〕可以说，陈寿力求将《三国志》写成一部实录之作。他着眼于史，无意于文，因而朴实无华。这种作法，早在北魏时即受到了肯定：“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廷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24〕这是陈寿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一次有益的尝试。事实证明，这也是一个突出的贡献。《三国志》以后所产生的正史，其作者也不乏著名文人，但书中并不以文采见长，而是力求朴实。可以说，开此风气之先者，正是陈寿，他的著作“文采不足”，正是史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文史分野的标志，而不是陈寿的不足。
    综上所述，陈寿的主导思想不是曲笔回护，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他在史料的处理上不得不煞费一番苦心，采取了灵活巧妙的方法反映出了历史真相。这刚好体现出陈寿的主导思想是实录直书，他要把史实留给后人，而不是阿谀维护统治者。陈寿在史德上，亦无可挑剔，所谓“挟私报怨”，实为臆断强加，难以成立。另外，陈寿在历史编纂学上，率先意识到了文史分野，并在其著作中付诸实践。又根据三国时期的历史特点，首创了纪传体国别史，这完全可以同司马迁创纪传体通史，班固创纪传体断代史相提并论。因此，对陈寿及《三国志》的评价，不能囿于前人偏颇之说，而应客观公正地重新给予他应有的地位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