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和现实中看，收集遗存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第一种是文献检索法。很多遗存是在发现后做过图文记载的，其中有些遗存保存了下来，但也有很多遗存因各种原因消失或看不到了。对于考古学来讲，已消失的遗存的文献记录便成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如宋代王黼编纂的《宣和博古图》就记录了839件宋代以前的古铜器，并且对每件器物都从图形、比例、款识、大小、容量、重量、考释等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的记载，特别是该书所定的器物名称，有很多沿用至今。再有象西晋时汲县魏墓发现的《竹书纪年》等简牍，尽管到宋代已经佚失，但由于进行过辑补工作，所以一直成为夏、商、周代纪年等方面研究的必引文献。另外，在关于龙山文化是否已有铜器的讨论中，人们发现清代《西清古鉴》中著录的一件铜鬶与龙山文化所发现的陶鬶极为相似，因此这件铜鬶常常被作为龙山文化已出现铜鬶的间接证据”[②]。实际上，诸如此类的遗存著录，在正史、杂史、传记、方志、乃至笔记小说中均不乏见，甚至现代流散在国内外的文物，经过著录而成为考古研究重要参考资料的事例也不胜枚举，如良渚文化的玉器等”[③]。总之，只要用科学的方法对那些已被著录的遗存进行分析，加以鉴别，去伪存真，不但可以补充和丰富现有遗存的种类和内涵，而且还可以使之成为更有价值的研究资料。
    第二种是征集抢救法。遗存中的很多遗物是世代相传或未经科学发掘而流散在民间的，征集和抢救这样的遗物，也是收集遗存的重要内容。象吉林省征集的《文姬归汉图卷》、天津市征集的太保鼎和小克鼎以及我国最早记录月食的卜辞、北京市拣选的班簋、苏州市征集到的元代银槎杯等等”[④]，都是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另外，根据征集和抢救的遗物，还会索骥追踪去发现某些重要的古遗址或古墓葬等遗存，象云南省著名的石寨山古墓群，就是以拣选到的虾蟆纹桃形铜矛和铜钺为线索而发现的，进而揭示出古代滇人文化的秘密。同样，昆明市西山小邑村铜石并用时代遗址，也是在拣选了一件有段石锛并记录了来源之后，进行追踪调查，继而昭示于世的”[⑤]。所以，对已失去共存关系和层位关系的流散文物，在征集或拣选时，要尽可能地了解其来源、出土地点、原存状态以及共生的其它遗物，以增加这些资料的科学价值和利用价值。除了对遗物的征集之外，对遗迹的抢救性发掘和保护，也是收集遗存的有效手段。例如为配合全国重点工程三峡的建设，全国共有近20个科研单位和大学参加了三峡工程淹没区的大规模考古抢救工作，共抢救发掘了遗址、墓葬、窖址等200余处，揭露面积2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1万余件”[⑥]。
    第三种是田野调查法。田野调查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前期准备阶段，而且也是获取资料的重要方式，甚至还可以有目的地完成特定的考古任务。田野调查之所以不同于下面还要提到的田野发掘，就在于调查工作是适合于在大范围区域内展开，并且可以在相当短的时间里了解并获得大量的、科学的资料。象晋、豫、鄂三省组织的联合考古调查，就摸清了这些地区新石器时代和商周时期诸遗存的概况，并根据收集到的资料提出了对晋国早期都城遗址、河济之间的夏商文化以及先楚文化等问题的认识和对进一步开展工作的设想”[⑦]。
    第四种是试掘钻探法。埋藏在地下的遗存是难以数记的，要全部发掘众多的遗存，显然会受到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等等因素的限制。同时，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所能达到的对已经发掘过的遗存的保护能力，也还存在着许多尚需攻克的难题，象古尸的防腐问题、壁画的退色问题、植物种子的风化问题、铜器的霉斑问题等等。另外，对类似于郑州这样的现代城市几乎直接叠压在古代城市之上的地区，要进行全部发掘，自然也是不现实的。所以，为了更多地了解和掌握地下遗存的内涵、分布和保存情况，就往往采取局部试掘或全面钻探的方法来收集或观察遗存。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试掘和钻探也是获取考古资料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第五种是田野发掘法。作为近代考古学区别于古代金石学的最重要的标志，田野考古发掘被认为是收集遗存并澄清遗物与遗迹自身或相互之间关系的最理想的手段。而且，更完整的发掘还应当是对整个遗址的全部揭露和对各种遗迹现象的全部记录和取样，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全面地和科学地得到遗存在布局、组合、共存以及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信息，才能为接下来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详实巨细的资料。陕西省华县元君庙墓地和临潼姜寨遗址之所以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除去它们的遗存本身所具有的典型性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对它们的全部揭露并在此基础上较全面地公布了发掘资料，以至于使它们分别成为研究史前社会组织制度和聚落形态的范例”[⑧]。如果说考古调查是从“面”上了解各种遗存的分布情况的话，那么考古发掘就是具体地解剖一个“点”。这里又要强调的是，这种“点”的解剖要以层位学为依据，并严格坚持考古学发掘的“三要素”原则：第一，据土质土色划分地层和遗迹等现象。第二，由上及下、由晚及早地进行发掘。第三，按单位归放遗物”[⑨]。
    三、整理遗存的过程及其方法
    为了使收集到的遗存进一步地为研究所用，就需要对各种标本和遗迹现象以及记录进行整理，因此，整理是考古学研究的又一个阶段性过程。
    通常的整理，是根据遗迹和遗物关系并按层位学和类型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的。它既包括器物碎片的拼对、修复、登记、统计、绘图、照相、造册、又包括对遗迹现象、自然物乃至可能有的文字进行鉴定和考释，还包括在层位学基础上对遗迹特别是遗物进行类比分析，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为着一个目的服务的，那就是确定已收集到的遗存的年代关系和空间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考古简报或考古报告。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收集到的各种遗存确定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框架中，并弄清他们的发展系列和异同关系，不但可以为解释遗存创造条件，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研究。
    在对考古遗存进行的整理中，目前有两种年代学的定位概念被经常地采用，即绝对年代和相对年代。前者指比较明确的具体年代，如隋唐长安城建于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后者指难以确定具体年代，而只能推定遗存之间早晚时序的大致年代，比如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绝对年代的确定既可以采用自然科学如C[14]测定的方法，也可以采用社会科学的手段，如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来考察有文字的遗存的年代，象甲骨文、金文、货币、墓志、碑刻等等。但从实际情况看，没有文字的遗存是大大多于有明确文字记录的遗存的，所以，考古学研究往往采用相对年代来确定遗存的存在阶段和位置，对史前时期的遗存来说尤为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