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众多的历史人物的事迹、言论，向人们提供做人的标准，“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23〕使史学起到一种特殊的人生教科书的作用。
    史学经世的方式和途径，不限于这几个方面，不一一列举。而需要作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是史学的求真与经世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又是怎样的联系？
    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史学上，史学家们是作了回答的。《史通·人物》篇开宗明义说：“人之生也，有贤、不肖焉。若乃其恶可以诫世，其善可以示后，而死之日名无得而闻焉，是谁之过欤！盖史官之责也。”此篇广列事实，证明一些史书在这方面存在的缺陷，并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从这里不难看出，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的经世的基础。换言之，如无史学的求真，便无以谈论史学的经世；求真与经世是密切联系的，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史通》作为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许多地方都是在阐述这个道理。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认为，一部好的史书，应当做到这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是应当统一起来、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24〕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这就是说，史学的经世与史学的求真不是抵触的而是协调的、一致的。在中国史学上，也确有为着“经世”的目的（这常常表现为以政治上的某种需要为目的），而不顾及到甚至有意或无意损害了史学的求真的现象，但这并不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而且它有悖于本来意义上的史学经世思想。
    在讨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史家还有一点认识是十分可贵的，即史学的经世固然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但史学的经世并不等于照搬历史或简单地模仿历史。司马迁指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记，岂可绲乎？”〔25〕这是中国史家较早地然而却是明确地指出了以历史为借鉴和混同古今的区别。可见，中国史学的经世主张，并不象常被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只是告诫人们去搬用历史、模仿前人而已。关于这一点，清人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在《读通鉴论》的叙文中写道：“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道无方，以位物于有方；道无体，以成事之有体。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抑岂曰此所论者立一成之型、而终古不易也哉！”〔26〕对于这段话，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史学的资治或经世，本有恢廓的领域和“肆应不穷”的方式，不应对它采取狭隘的、僵化的态度或做法。
    三 角色与责任和求真与经世的关系
    史家的角色意识导致了史学的求真精神，史家的责任意识导致了史学的经世目的。那末，当我们考察了角色与责任的一致和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之后，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考察的是：角色与责任的一致，求真与经世的一致，从整体上看，它们之间是否有一种深层的联系呢？
    这种联系是存在的，正因为这种联系的存在，才使角色意识导致求真精神、责任意识导致经世目的，成为可以理喻的客观存在。这种联系就是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
    关于信史原则。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的形成，有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孔子说过：“吾犹及史之阙文也。”〔27〕意思是他还能看到史书存疑的地方。孔子还认为杞国和宋国都不足以用来为夏代的礼和殷代的礼作证明，因为它们没有足够的文件和贤者。〔28〕这都表明了孔子对待历史的谨慎的态度。后人评论《春秋》说：“《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9〕这个认识不必拘于某个具体事件，从根本上看，它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司马迁在论到夏、商、周三代纪年时说：“疑则传疑，盖其慎也。”〔30〕可以认为：所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疑则传疑，盖则慎也”，乃是信史思想的萌芽。南朝刘勰概括前人的认识，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提出：“文疑则阙，贵信史也。”他批评“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顾“实理”的“爱奇”表现，不符合信史原则。这是较早的关于“信史”的简要论说。对“信史”作进一步阐述的，是宋人吴缜。他这样写道：“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舍，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月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31〕吴缜说的“信史”，包括了事实、详略、褒贬等一些明确的标准，其中所谓“不谬”、“无疑”、“莫敢轻议”虽难以完全做到，但他在理论上对“信史”提出明确的规范，是有重要意义的，它反映了中国史学上之信史原则逐步形成的趋势。
    应当指出，这种信史原则的萌生、形成和确认，同史家的角色意识和史学的求真精神有直接的联系：它是角色意识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求真精神反映出来。换言之，没有史家的角色意识，便不可能萌生出史家对于信史的要求；而如果没有史学的求真精神，那么信史原则必将成为空话。可以认为，从“书法不隐”到“实事求是”，贯穿其间的便是逐步发展起来的信史原则和对于信史的不断追求。
    关于功能信念。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史学的经世致用目的，也有一贯穿其间的共同认识，即确信史学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国语·楚语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楚庄王请教大夫申叔时，应当对太子进行怎样的教育，申叔时说了下面这番话：“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之族类，行比义焉。”〔32〕据三国时人韦昭注：春秋，是“以天时纪人事”；世，是“先王之世系”；令，是“先王之官法、时令”；语，是“治国之善语”；故志，是“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是“五帝之书”。可见，这些书大多是历史记载或关于历史方面的内容。从申叔时的话里，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于史学教育功能的认识。这种认识经过长时期的发展，唐代的史学家、政治家提出了关于史学功能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唐太宗在讲到史学的功用时，极为感概地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33〕史家刘知几分析了竹帛与史官的作用后总结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34〕清人浦起龙在解释这段文字时，反复注曰：“析出有史之功用”，“总括其功用”。可见，他是深得刘知几论史的要旨。
    唐代以下，论史学功能的学人更多了，其中如胡三省论史之载道，王夫之论史学的治身、治世，顾炎武论史学与培育人才，龚自珍论史家的“善入”、“善出”，“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并倡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等等。其间，都贯穿着对史学之社会功能的确认和信念。
    准此，则史家的社会责任意识必倾注于史学之中，而史学亦必成为史家藉以经世致用的智慧和手段。
    最后，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