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在完成艰巨的社会改革的同时，迅速恢复濒于崩溃的国民经济，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都达到或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个古今中外罕见的奇迹，是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尤其是同毛泽东的卓越领导分不开的。
    工作任务千头万绪，一定要正确规定中心任务
    建国初期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复杂。一方面，阶段斗争十分尖锐，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百多万军队盘踞在西南、华南的部分省区和台湾等沿海岛屿，残留在大陆的三百多万土匪、特务、反动党团骨干等反革命势力还在疯狂进行破坏活动，在广大新解放区地主阶级尚未打倒，农民仍然受着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继续坚持对华敌视态度，采取军事包围、经济封锁等手段，妄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另一方面，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加上长期战争的破坏，旧中国留下的是于百孔千疮的烂摊子。1949年，现代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与历史最高水平相比，农业减少了25%，轻工业减少了30%，重工业减少70%。在多年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下，投机资本几乎控制整个市场，接连掀起4次全国性的涨价风潮，严重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国家财政状况也很严峻，1949年财政收入只相当于财政支出的一半稍多，为了弥补巨额赤字，不得不暂时依靠大量增发货币，反过来又加剧了通货膨胀和局势动荡。
    上述情况表明，两方面的任务都必须抓紧抓好，关键是能否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恢复经济的关系，抓准中心任务。对此，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观全局，高瞻远瞩，坚定不够地把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来抓。
    首先，这是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所必需。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以至于占领一个城市好几个月，生产建设的工作还没有上轨道，甚至许多工业陷于停顿状态，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不满意共产党。这种状态是完全不能容许的。”他强调说明：“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这些论述，明确规定了新中国进行各种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即在推翻三大敌人反动统治之后，党的主要任务就应从破坏旧世界转向建设新世界。只有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才能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
    其次，这是战胜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所必需。建国初期，帝国主义断言中国共产党无法克服经济困难，有些资本家也讥笑共产党是“土包子”，只会打仗，不会搞经济，狂妄地提出“你管政治，我管经济的分工论。如果真的照这样去办，新中国就会夭折。这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也迫切需要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来抓。
    再次，也是为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建设和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好准备所必需。为了战胜建国初期的严重经济困难，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没收官僚资本，打击投机活动，实行全国财经工作的统一管理，对于稳定物价、制止通货膨胀收到了良好效果。但是，直到1950年上半年，“还没有获得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条件”。②因此，当年6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规定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三年左右的时间”，“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③
    历史已经证明，共产党在执政以后，尤其是在建国初期的形势下，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为中心任务，是完全正确的，它不仅为当时完成各项社会改革和粉碎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而且为1953年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务必准确判断主要矛盾
    建国初期，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一方面，人民大众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尚未完全解决。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上升。这种情况下，准确判断哪个是社会主要矛盾，对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
    在怎样认识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1950年3月，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期间曾经发生激烈的争论，焦点集中在对民族资产阶级究竟应该实行“团结为主”还是“斗争为主”？是节制资本还是搞垮资本？毛泽东看了会议发言记录后，立即批评了急于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错误主张，他明确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并且说明，国营经济“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④对私营工商业中应该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对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当他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⑤毛泽东的这些重要论述，基本精神是强调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经济，而不能急于挤垮它，不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同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规定，为了实现“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中心任务，必须同时实行“不要四面出击”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指出：“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⑥毛泽东所阐明的战略策略方针，关键是要对民族资产阶级继续保持统一战线关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顽固地维护旧的生产关系，直接威胁人民政权的，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地主阶级，以及企图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的帝国主义。必须集中主要力量予以打击，而不能把矛头指向对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恢复国民经济有着积极作用的民族资产阶级。
    正因为坚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抓准了社会主要矛盾，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才在土地改革中实行了中立富农，保护小土地出租者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五反”运动中对私营工商业户的处理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就使统一战线扩大到最大积蓄，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