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吴世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人民日报》1952年4月30日。）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试探。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基斯连科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SD11599。）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注：“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SD11600。）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0页。）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1952年3月20日苏联外交部报告，盟军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通过远东委员会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苏联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3月20日，SD11597。）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的指示。（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年3月22日，SD12433。）
    在对日媾和及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但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朝鲜战场。对于日本问题，莫斯科手里只剩下一张牌：1952年9月8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0票对1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7页。）对于台湾问题，中苏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注：尽管在9月15日公开的照会中周恩来只谈到了日本的威胁，但斯大林在双方代表团会谈时则明确指出，“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见《朝鲜战争文件》第1222、1227-1232页。）而在朝鲜战场，中国和美国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惟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年10月5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058-1061页。）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注：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81页。）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07页。）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页。）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9、54-55页。）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并提议李奇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注：JCS 91600, From JCS to Ridgway, 10 Jan. 1952, 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 Harry S. Truman Library；沃尔特·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页。邓峰为笔者提供了杜鲁门图书馆所藏有关档案，谨此致谢。）而中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20页。）此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注：АВПРФ，ф。 0102，оп。 8，п。 35，д。 10，л。 158，из А。 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Ωемы ДаΩьнео Восmока， 2000г。 ，№2，с。 104. ）斯大林颇为赞赏，他2月3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