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理论的流行是七十年代美国国标政治学界和一般对外政策思想界的重要现象。著名的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发表《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一书，呼吁美国对外政策“应把世界秩序作为头号任务”。①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法权威理查德·弗尔克举办“世界秩序模型研究”，说要避免“日益增长的全球危险”，就必须创建“世界秩序的新制度。”②被誉为七十年代初“最重要、最适切和最‘真实’的国际关系论著”--《没有国界的世界》一书的作者莱斯特·R·布朗将此书“奉献给各国间冲突和竞争将被合作和共同体意识取代的世界秩序”，并声称国际合作取决于确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概念”。③著名历史学家亨利·S·康马杰撰写了一篇“互相依赖宣言”，号召摆脱“民族国家偏见的限制”，建立一个“仁爱、和平、正义和安全的新世界秩序”，而委托康马杰撰写这篇宣言的费城世界事务协会宣称，建立这一世界秩序是“美国新的天定命运”。④
    世界秩序理论不仅流行于学术界，照霍夫曼的说法，它已渗入决策者头脑中，成为七十年代后期美国对外政策制订的重要理论依据。⑤1976年总统竞选期间，卡特一再扬言他将以“世界秩序政治”取代“均势政治”。⑥卡特上台后推行的政策正是以世界秩序理论为依据的。
    可以认为，世界秩序论代表了美国战后国际政治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对美国对外政策有着不可低估的长远影响。了解这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和批评，是必要的。
    （一）
    世界秩序论囊括了若干互有同异的思想流派。它们可大致区分为“温和派”和“现代派”（或“悲观派”和“乐观派”）两类。⑦
    霍夫曼的《支配地位还是世界秩序》一书是温和派最重要的代表作。霍夫曼认为，国际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是“国际行为者”的数量、性质和目标已经改变。主权国家已激增为一百五十多个，大大增加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而且，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宗教与科学团体、解放运动和恐怖主义团体等超国家或跨国行为者的作用愈益重要。它们的行为规则不同于民族国家，因而国际关系已非传统学派重视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政治关系了。国家的目标也已改变，对外政策已成为“福利国家”或“开发中国家”谋求福利的对外手段。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日益陈旧，因为国际政治越来越多地包含国际行为者之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非集中于政治和安全问题政府内每个部门、国际上每个组织或集团、甚至一国内任何其福利受国际事务影响的社会集团都有自己所定义的“国家利益”和自己的对外政策。⑧
    其次，作为国际政治学基础概念的国际权力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是国际行为者数量的增加和对外政策问题多样化引起的权力扩散、另一方面是权力的多样化，为施加影响所需的能量种类已大大增加，以致将权力和军事力量等同起来的传统观念变得荒唐可笑了。⑨国际权力的这种变化主要反映为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壮大。阿拉伯产油国的禁运和提价以及发展中国家关于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的要求表明，“这些国家拥有许多方式迫使我们予以注意”，因而“国家之强弱只是相对的”。⑩
    第三，国际行为者和权力的变化导致“世界政治的扩散”。同一个行为者依据国际问题的具体性质和本身拥有的筹码参加各种各样的联盟，国际力量的组合因时因地而异，一切都难以捉摸。照他的看法，国际剥削和反剥削、压迫和反压迫、霸权和反霸权的对垒已极为模糊，或已化为乌有了。（11）
    霍夫曼认为，在新的世界结构中，多边外交的作用大大扩展了。这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国际组织的作用显著增强，二是联盟多样化的世界中权力之运用已成为“对互相依赖的操纵”，“我牵你，你牵我；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12）至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自主要求的抵制是否只会限于外交活动、大国武装干涉与侵略的可能是否仍然存在，霍夫曼没有说。事实上，他的理论的要害之一正是掩盖这些重大问题。
    如果霍夫曼对当代国际关系的描述只限于此，他同世界秩序论现代派就没有差别了。然而，他毕竟认为民族国家让位于世界共同体、国际冲突让位于全球合作的“理想形态”与世界政治现实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距。“民族国家仍然是主要角色，因而冲突仍然盛行”，“我们仍然处于分裂的模式之中”，“传统的安全问题对各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当代世界是权力政治学派和世界秩序论现代派所描述的两种相反对的世界图景的“混合”。（13）
    这种合作与冲突、互相依顿与分裂的混合是霍夫曼世界秩序论的关键。这是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其主要矛盾在于发展中国家同建立“世界秩序”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反帝意识形态”和同西方合作的必要不相符，落后地区的“地方性冲突”破坏“国际关系的统一”；第三世界把趋于陈旧的民族国家当作“新的庇护所和跳板”。此外，“支配各国政治的国内需要和建立（世界）秩序的外部需要”之间存在矛盾，全球污染据称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而加重便是一例；技术发展和分裂的国际社会对此加以控制的能力间存在矛盾，因而人类安全受到军事技术迅速发展和尖端武器转让的严重威胁。最后是“对于安全的普遍渴望”和“不安全之扩散”（特别是石油价格猛涨等造成的“最新最险恶”的经济不安全）之间的矛盾。总之，当代世界仍是个“无节制和不稳定的世界”。变化仅在于主要危险已不是来自战争，而是来自“混乱”，来自“经济和环境灾难”。（14）
    霍夫曼认为，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一种世界秩序，而这一世界秩序的要旨是“节制”。在外交和战略领域，这意味着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乱和国际争端，保护美国的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以“坚持谋求与主要敌手合作”来防止“大国间决定性的挑战”。在国际经济领域，节制既意味着防止富国和穷国关系中“大规模的经济崩裂”，多少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以防贫困酿成动乱和革命，又意味着反对或限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约束或打击它们对互相依赖的“操纵”。（15）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乔治·奎斯特正确地指出，尽管霍夫曼强调自己同现代派有别，但实际上他的政策主张同现代派如出一辙。（16）
    世界秩序论温和派另外两个最重要的人物是哈佛大学的约瑟夫·S ·奈伊和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O·凯沃汉。他们两人长期合作，共同撰写了《权力和互相依赖：转变中的世界政治》等著作。撇开温和派的一般论点，他们的特殊贡献主要是关于“互相依赖”的分析。他们认为，互相依赖的程度很少是相同的，只要A对B的依赖小于B对A的依赖，A就可能拥有可改变B的行为方式的权力。在这种关系中，权力来自“对不对称的互相依赖的操纵。”他们区分了所谓“敏感性互相依赖”（Sensitivity Interdependence）和“易受损害性互相依赖”（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敏感性是由某政策框架之内的互相作用引起的，它假定这一框架不变。”例如，石油输出国大幅度提高油价使美国和西欧日本一样受到损失，在新的能源政策实施并产生效果以前，这种情况不会改变。“易受损害性可定义为某行为者在政策已改变后易受外部事件损害的程度。”在石油危机的场合，这是指能否通过改变能源政策或其它途径减小甚至消除对石油输出国的依赖。他们认为，易受损害性对“理解互相依赖关系的政治结构”是特别重要的。美国具有其它发达国家不可比拟的强大潜力和广泛回旋余地，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就能摆脱困境。因此，在互相依赖的世界中，只有美国才依然是强大有力的。（17）奈伊和凯沃汉在这里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美国可以成功地对付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冲击而不需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与霍夫曼相比，奈伊和凯沃汉更明确地指出了他们理论的限度。他们一再申明：“没有任何单一的模型能完全适切地解释世界政治”，互相依赖论主要适合世界经济和生态问题以及西方发达国家间的关系，而不那么适合军事安全领域和“共产党国家及许多欠发达国家”；在后一方面，传统的权力政治仍然是基本适用的。他们还认为，互相依赖并不象现代派声称的那样消弥了国际冲突，相反，冲突将采取新的形式，甚至比原先更加普遍。（18）由于奈伊和凯沃汉对其理论的适用范围设下了明确的界限，又通过实例研究多少恰当地分析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些新现象，因而他们学说的某些内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