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在温和派那里民族国家多少仍有理由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角之一、当代世界仍然充满矛盾的话，那么在人数比温和派多得多的现代派眼中，世界已进入民族国家迅速过时、国际关系即将为普遍和谐支配的新时代。现代派宣称，世界秩序的宗旨是要造就一个不存在民族国家和国际冲突的全球共同体，即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世界面临的问题已日益全球化，但彼此独立的国家主权却干扰着应付全球危机（如全球生态危机、全球人口爆炸、全球武器扩散等等）的经济活动，把可用于全球福利的资金浪费于旨在维持民族国家分立的军事活动。（19）因此，“曾经是主权国家主要目标的经济繁荣与有效防务的维持，现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安排来实现，而国际合作依其本性是限制所有有关国家的主权的。”（20）“世界秩序学会”主席罗伯特·C·约翰逊呼吁实行超国界的“全球人文主义”，以人类利益克服狭隘的国家利益。（21）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理查德·N ·加德纳主张锲而不舍地“一点一点侵蚀”国家主权，最终建立起“世界秩序大厦”。（22）与学者们相呼应，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把当代世界各国比做1776年时的北美十三州，说取消主权、合为天下一家的时机已经成熟。（24）
    权力政治学派强调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区别，世界秩序论温和派也承认这种区别，认为当代世界政治仍处于“分裂的模式”之中，而现代派却混同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他们声称，作为目前国际社会特征的互相依赖和经济合作正是西方国家国内社会发展过程的重演，或者说，是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由于“溢出”（Spill-over）效应而扩及国际社会。现代派先驱巴巴拉·沃德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所谓西方国家的普遍福利原则有待于推广到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去。到七十年代，沃德又进一步说西方国家已准备将这一原则“运用于整个人类大家庭”。（24）布鲁金斯学会1972年的一份报告也鼓吹这一神话。（25）国际社会虽然尚无世界政府，但已有了“福利”或“经济成长”这个足以逐渐消除矛盾的共同准则，互相依赖这一经济力量又保证这个准则能得到遵守。据此，“缅因人对日本人、智利人或印度支那人将具有他们对加利福尼亚人的同样的责任感”，形成一个统一无间的世界社会。（26）
    现代派谋求的世界秩序是个普遍和谐的千年王国，而且这个千年王国已经由于互相依赖的经济作用而显露端倪。他们信奉一种以“正代数和游戏”（Positive-sum Game）取代“零代数和游戏”（Zero-sum Game）的政治学观念。所谓“零代数和”，是指相竞争的双方竞争总和等于零，即一方所得必对方所失。所谓“正代数和”，是指每一方不以对方为代价取得单方面的利益，而是谋求取得双方共同的利益。前者是排他性的，后者则是合作性的。（27）现代派认为，随着互相依赖的盛行，国际关系越来越成为合作谋求共同利益的“正代数和游戏”。它主要表现为使全人类获益的经济发展。在一个经济福利成为各国首要目标的世界上，普遍合作将取代国际斗争。（28）
    现代派比温和派更强调确立世界秩序的必要及其障碍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南北关系已成为世界头号问题，“因为绝大多数动乱、瓦解、恐怖主义和小型战争将起于世界其余三分之二人口争取较为平等的待遇的要求”。（29）所有这些威胁的根本原因是贫困。贫困会导致动乱和内战，后者又会因为外部大国插手而“溢出”国界，造成大国间对抗和战争的危险。而且，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还可能有意制造国际危机，以转移贫困引起的国内不满。（30）罗伯特·L·黑尔布隆纳甚至耸人听闻地说，穷国可能铤而走险，对西方发动重新分配世界财富的战争。（31）他们指责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违背时代潮流，攻击争取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是以“零代数和游戏”损害国际合作，批评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的团结侵蚀了联合国的权威。他们教训说，只有世界秩序才是穷国改善境况的唯一希望。（32）他们为解决发展中国家问题开出了一系列药方，包括鼓励西方跨国公司照旧发展和美苏两国“合作援救”世界落后地区。（33）
    （三）
    对世界秩序论基本理论的批判，应当从民族国家过时论开始。
    温和派和现代派的基本共同点，在于他们曲解现代工业、技术和国际联系发展的性质，从而导出民族国家作用减小或日益过时的结论。但是，从国家的外部作用而言，国际或跨国组织的联系仍然通过各主权国家进行，或受各国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独立国家的迅速增加和弱小国家反帝反霸斗争的发展更鲜明地反映了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中进一步增长的作用。过去由西方跨国公司控制的一些重要经济领域（如中东及其它一些地区的原油生产和输出），已逐渐由生产国本身及其组合所支配。发展中国家人民反对西方发达国家不平等经济待遇的斗争，一部分已通过没收或控制外资企业等方式，转变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政府间的斗争。同时，随着主权国家的增加，某些种族或部落间的争端已经变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端，而由于超级大国的插手，又往往导致发展中国家同超级大国的矛盾。被世界秩序论者视为民族国家过时之证据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在本质上或是大国加强对小国的渗透和控制，或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维护自身利益的联合，或是一些西方国家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包括实行集体保护主义。这些都表明，民族国家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中的作用非但未见减小，而且有所加强，这最鲜明地表现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政治经济自主的努力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
    世界秩序论者鼓吹民族国家过时论的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自主。他们指责穷国“过分的”民族主义和自主要求损害了实现全球共同体的进程，要它们用过时的国家主权来交换“富裕”或西方的援助。（34）世界秩序论者谋求一个发展中国家主权日渐缩小的世界，而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的要求中，彻底的独立和自主却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发展中国家主持制定的联大1974年关于建立国际新经济秩序的宣言宣告：“每个国家对其自然资源和一切经济生活的充分持久的主权”是它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行使不受任何外部“经济、政治或其它形式强制”的限制。（35）民族国家过时论正是反对这一正义要求的理论。
    世界秩序现代派认为，由于互相依赖的发展，国际关系会成为普遍和谐与合作的领域。这种观点也是很片面的。近数十年来，西方国家对世界落后地区的资本、商品和技术输出有了很大发展，国际贫富差距却逐渐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随之尖锐化了。就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言，西欧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壮大使美、欧、日之间的竞争激烈起来。在国际政治方面，超级大国争霸和弱国小国反霸的斗争起伏不已，侵略、干涉、颠覆和各种局部战争时而发生。当然，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增长，一些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逐渐向比较平等互利的方向迈进，发展中国家在“南南合作”方面已经取得、并在继续取得鼓舞人心的成就。但是，所有这些并非自然产生于工业、技术和贸易的发展，也不是现代派所称的互相依赖的结果，而是出于世界人民和许多国家政府的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和政府的努力。而且，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取得进展，就不能象现代派那样掩盖国际矛盾，而要正视国际矛盾，以各种方式同军备竞赛、战争危险和经济落后的根源进行斗争，争取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较多地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愿望。
    在世界秩序论者看来，国际体系的弊病主要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是世界多数人口的贫困。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关系的非正义却主要在于发达国家的剥削、压制和控制，在于事实上的国际政治不平等。世界秩序论者把世界不平等定义为生活水平不均有其政治用意。对于西方自由派，“消费和福利目标可以被看成依其本性是合作和统一性的，权力和地位却必须视为是竞争和分裂性的。”（36）通过某些微小的改良来缓和贫困状况，要比让发展中国家争取决定自身命运的权力和真正平等的国际地位安全得多。
    世界秩序论歪曲了当代国际紧张和战争危险的主要根源，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国际冲突的主要策源地。这种观点反映了七十年代美国统治阶层中很大一部分人的共同看法。他们对第三世界问题及其经济社会方面的重视，同美国五六十年代把发展国中家的社会政治变动看作“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相比，可以说是一个进步，同尼克松基辛格忽视国际冲突的“当地根源”和国际经济问题的大国均势外交相比，也有高出一筹之处。但是，它抹煞了国际紧张和战争危险主要来自超级大国争霸，掩盖了西方的经济政治压迫和超级大国把第三世界当作角逐霸权的场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落后和动乱的最重要原因。显然，这在理论上不符合当代国际关系的现实，在实践中有害于各国人民反霸和争取改善自身经济社会状况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