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世界秩序论是数十年来西方国际政治学发展的结果，也是近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在当代的延续。
    四十年代，由于国际局势巨大变化的影响，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出现了先后以爱德华·H·卡尔、尼古拉·J·斯帕克曼和汉斯·J·摩根索为主要代表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学派。这个学派一反二十世纪初以来以法理主义、道德主义和和平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国际政治学主流，强调基于“国家利益”的权力和权力竞争是世界政治的本质，主张通过均势和外交限制国际权力竞争，谋求国际体系的稳定。“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理论在许多方面符合西方（主要是美国）统治阶层新近获得的历史教训和现实需要，因而在国际政治学界中取得了显赫的地位。然而，战后国际经济关系的变化、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发展以及两极体系的逐渐瓦解等因素使这一理论固有的弊病越来越明显。另一方面，虽然摩根索等理论先驱对美国政府战后无视本身力量限度、推行以反共为原则的全球干涉政策基本上持批评态度，但他们的理论与这种政策有许多内在和表面的相似处，又衍生出只讲权力竞争、不讲力量之限度和限制权力竞争的理论末流，结果由于美国政策的不断失败而受到广泛抨击。国际政治学界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批评权力政治论。他们提出了某些正确的看法，同时却多少曲解了国际关系变化的基本性质，鼓吹以民族国家过时论为基础的各种学说。
    国际政治学的这种发展还应归因于这门学科的行为科学化。五、六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从控制论、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等学科引进了大量关于人类行为的新概念，开辟了一些传统学派未曾接触的新领域，对已有的研究领域则用新方法重新探索。但是，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片面依赖行为科学方法，意味着混淆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区别，结果是跨国联系取代国际外交成为主要研究对象，互相依赖和互相渗透取代国际矛盾和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性质。世界秩序论的出现与伴随国际政治学行为科学化而来的基础理论变化是一致的。据称到六、七十年代已占有“中心地位”的机能主义（Functionalism）和一体化（Integration）理论，是西方国际政治学中与世界秩序论关系最密切的流派。（37）
    世界秩序论是传统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在当代的延续。自由主义古典思想家们把国际社会视为本质上和谐一致的领域。国际社会说到底就是人类社会本身，具有超出国界的共同的根本利益。所有非建设性的竞争、国际冲突和战争都是偏离人类本性的不正常现象。约翰斯图亚特·穆尔就认为一国的福利存在于所有国家共同的福利之中，任何违背世界共同体利益的国家利益都是不可取的。（38）很明显，民族国家是人类谋求共同利益的障碍，因为前者的特征是互相独立和对立，后者却要求普遍合作与统一。
    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论题是如何取消国际战争。古典自由主义者认为，战争的根源在于民族国家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要取消战争，就必须大大限制或取消国家主权。他们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两大途径。康德认为各国应先确立自由宪政，然后通过国际条约建立自由国家的联邦，即一个“将逐渐扩大、最终囊括全人类的国际国家”。（39）康德以后，类似的主张层出不穷，直至国联和联合国。同世界秩序论最相似的是第二种途径，即以科布登和布赖特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导致世界和平论。在自由贸易论者看来，战争违背了经济和谐的自然法则。随着工业化的来临，全人类改造自然的努力将代替国际战争。自由贸易便是实现这一转变的杠杆，因为它使普遍互利的经济联系成为国际关系的支配力量。科布登写道：“我确信，自由贸易的宗旨在于改善国际关系……我们能使世界免除战争，我相信贸易能做到这一点。”（40）只要把自由贸易一词换成含意相似的互相依赖，曼彻斯特学派的福音就成了世界秩序论的信条。
    世界秩序论也是美国对外政策思想史中“自由国际主义”传统在当代的表现。从以美国方式确立世界露权的目的出发，威尔逊在本世纪初把消除欧洲的权力政治视为己任，号召用“各国共同体”代替均势，用“有组织的普遍和平”代替“有组织的敌对”。他要求通过国际组织限制他国主权。威尔逊的努力失败后，自由国际主义者继续鼓吹自己的理想。被称为“两次世界大战间威尔逊国际主义的主要倡导者”的詹姆斯·肖特威尔宣称：“国际和平的政治信条与亚当·斯密的经济信条并行不悖，因为它依存于对共同和互惠的物质利益的承认，而这些利益是超出国界的。”（41）四十年代，自由国际主义思想再度支配美国对外政策。战争根源被归结为经济和政治民族主义，因而取消贸易壁垒就能“消除产生战争的经济不满”，而随着国际组织的建立，就“不会再有谋求势力范围、联盟、均势以及其它任何各国在不幸的过去用来保护自身安全或促进自身利益的特殊安排的必要了。”（42）四十年代后期起，自由国际主义逐渐变为“自由干涉主义”，而随着美国全球干涉和侵略政策的失败，自由国际主义在七十年代重新成为东部权势集团中占主导地位的对外政策思潮。但是，同威尔逊和罗斯福时代相比，七十年代的自由国际主义苍白软弱得多。它埋怨过去，担心未来，对现状怀抱幻想，散布自欺欺人之谈。在国际政治学中表现这一思潮的世界秩序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