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列举了有关这时期使用口述史学方法的重大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到底能不能被称之为“口述史学”，还是存在争论的。因为口述历史学家们在“什么是口述历史”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创始人阿兰·内文斯的同事和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说：“口述历史是通过有准备的、以录音机为工具的采访，记述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和迄今尚未得到的原始资料。”[ 2]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3] 显然斯塔尔和钟少华先生都强调口述历史必须以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教授则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 4]当然，杨立文教授也并不否认录音机、摄影机和计算机等先进技术工具的使用。
    笔者觉得是否使用录音机不应该成为判断是否是口述历史的依据，因为各国的情况都不同，比如50、60年代的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录音机，而在同时期的中国、非洲等国家和地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很明显，上述中外学者给口述历史下的定义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产生上述的差异，这是由研究者的身份决定的，因为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博物馆工作者和新闻记者由于其背景知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式的差异，在他们使用口述历史这一研究方法的时候，其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笔者觉得这些差异不应该成为口述历史学界争论和相互攻击的焦点，给口述历史下怎样的定义那是无关紧要的，关键要把握住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明显的特点--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在其主题为“捕捉历史的瞬间：从谈话到打印”的序言中写道：“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这一点正是口述历史的最重要的作用和最明显的特征，因为它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或者至少弥补其不足。因而，上述那些项目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使用了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山东大学历史系从事的义和团运动的项目，他们在正式启动之前，作过大量的预先研究，跟当地政府和村民建立和睦的关系，以保证访谈的顺利进行。同时他们也有事先准备好的问卷表以及受访者的资料表单。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在操作上跟国际正规的做法还是有距离的，其致命的一点是没有处理好口述资料的专利权问题，很多访谈没有签署法律授权书。不管怎样，中国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还是受到国外部分学者认同的。两位曾经去过中国的美国学者说“口述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诸如‘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中国民主革命’等基本领域。”[5]
    二、当代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新阶段
    从80年代开始，中国口述史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明显的表现是和国际口述历史学界开始接轨。“口述史学”这一术语正式被学者们使用，建国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一学科被称之为“口碑史料学”。这时期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新的动向：
    首先，随着国外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口述史学在中国历史学界开始受到部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像杨立文、钟少华、杨雁斌、彭卫、孟庆顺、沈固朝等先生都发表过言论，关心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提出了不少方案。而且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开始被国内的社会科学界介绍过来。1987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新兴科学百科知识》就专门介绍了什么是“口述史学”。
    其次，突出地表现在国内外口述历史学界的交流不断扩大，国外的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引进，同时国外同行也开始了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杨雁斌先生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国际化和正规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从80年代开始就介绍国外口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且形成自己的一套理论。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专门就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就发表了很多文章。而且他还在北京部分高校举行了多场有关口述史学的报告，极大地推动了口述史学的宣传和普及。
    除了理论和方法介绍之外，国内外口述史学界的人员交流也日益扩大。从80年代开始，国外学者陆续来中国进行口述历史研究和调查。比如1984年，美国著名城市史专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布鲁斯·M ·斯蒂文受富布赖特奖学金的资助来华讲学，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国历史的同时，专心致志地从事有关中国口述史学的研究，而且他自己实施了一个关于中国城市历史和发展的口述历史研究的计划。他与北京大学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张寄谦教授、杨立文教授在口述史学问题上有过交流。1986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何海诗博士邀请钟少华先生共同口述访问一批中国生物学家。他们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中国口述史学的正规化发展。与此同时，国内的学者也开始与国外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频繁接触。在今年的口述历史协会年会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四位教授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是杨立文、刘一皋、牛大勇和董振华教授，而且会上举办了中国口述史学专题讨论会--今天的中国口述史学。
    第三，可以说正规的口述历史项目开始增多。科技手段的发展诸如录音机、摄影机、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条件。这时期的许多口述史学工作者，也开始从事国际正规的口述历史实践。80年代钟少华先生开始走上口述史学的道路，他当时选定已经年近古稀的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他认为，他们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治学经验和独特见解，并没有在他们的著作中完整地保留下来。正是抱着抢救活史料的强烈责任感，他不辞辛苦地采访了100 多位科技老人。1996年，他对其中的部分材料进行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著作《早年留日者谈日本》。这本书生动地再现了汤佩如、柳步青、赵安博、邓友梅等一批老留学者们的留学动机、过程、状况以及他们的感受和经历。
    这时期影响最大的口述历史项目首推有关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研究。溥仪是一位国际性的知名人士，关于他的家族历史、政治经历以及他的人生的巨大转变--从中华帝国的皇帝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周恩来总理称之为“世界上的奇迹”），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自本世纪初以来就以文字报道和电影记录片等多种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在研究溥仪的历史学家之中，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庆祥先生所做的工作是影响最大的。他除了整理和研究文献资料以外，把大部分的经历放在了口述访谈上。先后他采访了李淑贤（溥仪遗孀）、溥杰（溥仪二弟）、韫和（二格格）、韫颖（三格格）、韫馨（五格格）、李玉琴（“福贵人”）、润麒（婉容胞弟）、毓岩（溥仪立嗣子）、毓唐（溥仪族侄）、李国雄（随侍）、严桐江（随侍）、王庆元（随侍）、巨赞法师（广济寺主持）、杜聿明（文史专员）、董益三（文史专员）、于镜涛（伪满勤劳奉仕部大臣）、高丕昆（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秘书官）等人，不仅记录了大量的口述资料，而且收集了他们的照片和一些手稿。据统计王先生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著作（包括电视专题片）共26部，此外还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中国皇族》（载美国《中外论坛》1993年第1期，同年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等文章 70余篇，总字数超过650万字。王先生记录的口述资料引起了电视、 电影界的极大兴趣。根据李淑贤口述，王庆祥整理撰写的《溥仪与我》，同年改编为电影《火龙》。根据口述资料制作了4 集电视专题片《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评说》，另外还有一部电视专题片《爱新觉罗·溥仪--你想知道吗？》
    当然，期间也出版了大量以口述资料为基础的口述史学著作，比如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者通过实地访谈，生动地了解了她们的生活习俗、社会地位以及她们的内心世界，这本书对于中国妇女史研究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注：其他著作请查看笔者的主页：http://oralhistory.netfirms.com）
    最后，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也开始受到部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在美国，从初级学校到研究生学校，从继续教育到社区教育，包括为较年长的市民举行的研讨班，教师已经广泛地使用了口述历史教学。口述历史教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因为口述历史教学一方面改变了以往的静态历史教学面貌，而成为充满活力的，内容丰富的动态活动。在我国，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教授从1996年开始就设置了题为《口述史学研究》的课程。他系统地讲述了“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国际口述史学的发展概况”、“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口述史学”、“口述史学中方法与技术问题”以及“口述史学中的法律问题”等等内容。这一课程深受学生的欢迎。1998年刘一皋教授也开设了口述史学课程--《口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笔者利用了网络技术，让学生们查阅世界各地的口述历史项目网站，然后专门就一个网站写出自己的感受并做课堂讨论。值得庆幸的是笔者的这一举措受到口述历史教育家协会主席巴里·兰曼的注意，他主动邀请我们加入他们的协会，以推动国内外口述历史教学的交流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