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是一种“邪恶的奢侈品”，在当今世界上，凡是明智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无不视鸦片为毒品而严禁不贷。令人惊奇的是，在一个半世纪前，英国竟在“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的同时，向中国大肆走私鸦片。
    鸦片贸易原本是英国鸦片贩子在英国政府的赞许下进行的，但是英国外相巴麦尊却混淆黑白，公然诬蔑中国官员是鸦片贸易的“最大的罪魁祸首”，说什么“外国人是因为两广总督及其下属官员对他们给予鼓励和庇护而被导致犯法的。”（《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其实“鼓励和庇护”英国鸦片贩子的罪魁祸首，并非中国官员，而恰恰是英国政府。颠地洋行等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在写给巴麦尊的请愿书中，就曾供认“英国臣民进行这种贸易是得到他们本国政府赞许的，这种赞许如果不是公开的表示，也是默许的”。然而，赞许鸦片贸易的英国政府，却“装出一副基督教的伪善面孔，利用文明来投机”。对此，马克思揭露说：“作为帝国政府，它假装同鸦片走私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还订立禁止这种贸易的条约。可是作为印度政府，它却强迫孟加拉省种植鸦片，使该省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损害；它强迫一部分印度的莱特种植罂粟，用贷款的办法引诱另一部分莱特也去种植罂粟。它严密地垄断了这种毒品的全部生产，借助大批官方侦探来监视一切：栽种罂粟，把罂粟交付指定地点，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于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把鸦片装入为便于偷运而特制的箱子，以及把鸦片运往加尔各答。在那里，鸦片由政府标价拍卖，国家官吏把鸦片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又转给走私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以下简称《选集》第2卷，第28-29页）当时印度并非独立国家，而是英属殖民地。诚如伦敦东印度与中国协会所说，“印度的一切事项”，都是由一位阁员作主席的英国政府印度局控制的，因此印度政府“鸦片贸易的本身，是经最高当局准许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鸦片战争》第2卷，第645页）。
    英印政府对华进行鸦片贸易，是赤裸裸的殖民侵略。马克思指出：“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选集》第2卷，第258页）英印政府对华进行鸦片贸易，正是为了追求暴利，充实国库。在英印政府的收入中，“整整有七分之一是来自向中国人出售鸦片”（《选集》）第2卷，第7页）。无怪时人说印度鸦片“税饷”“在英吉利属国中最为赀财之薮。”鸦片贸易不仅对英印政府“在财政上的利害关系”“日益增加”（《选集》第2卷，第28页），而且为英国政府开辟了广阔利源：一则英印鸦片贩子用出售鸦片的收入购买茶叶回国，而英国的茶税很重，“英政府从茶叶贸易征收税，年至三百万镑之多”（《鸦片战争》第2卷，第642页）；一则“印度对不列颠工业品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决于印度的鸦片生产”（《选集》第2卷，第7页），而不列颠工业品涌向印度，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可观的“税饷”。
    鸦片是一种“其价与黄金等”的麻醉剂。中国吸食者“其初不过纨绔子弟习为浮靡”，“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鸦片战争》第1卷，第485页），而一旦吸食成瘾，则“槁人形骸，盅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鸦片战争》第6卷，第137页）。马克思一方面强烈谴责英国从事“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选集》第2卷，第14页）的卑劣行径；一方面深刻揭示“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选集》第2卷，第2页）的必然性。马克思深知英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强国，对外推行殖民政策，力图夺取世界霸权；而中国则是一个“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在以家庭为纽带的农业和小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耸立着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制度和以天朝自居的大清帝国。清朝统治者“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选集》第2卷，第26页）。地上霸主坚持鸦片侵略，动摇了天朝帝国的根基，这既“因鸦片的输入而引起的白银外流，开始破坏天朝的国库收支和货币流通”（《选集》第2卷，第28页）；又因英国人为走私鸦片而“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吏。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选集》第2卷，第26页）当然，这绝非否认天朝肌体固有营私舞弊痈疽，而只是说英国把贿赂中国官员当作打开鸦片走私通道的“法宝”，导致这种营私舞弊痈疽“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从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选集》第2卷，第2页）。
    烟毒“蔓延中国，横披海内”，“其祸烈于洪水猛兽”（《鸦片战争》第6卷，第137页）。漏卮不塞，足以贫民；吸食者众，足以弱种；吏治腐败，足以亡国。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清朝统治者从雍正九年（1731）开始禁烟，中经乾隆、嘉庆两朝，并于道光十九年（1839）掀起禁烟高潮，力图断绝来源，肃清内地。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天朝的立法者对违禁的臣民所施行的严厉惩罚以及中国海关所颁布的严格禁令，都不能发生效力。”（《选集》第2卷，第26页）结果鸦片输入愈禁愈多，烟毒泛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英国进行了比皇帝严禁鸦片贸易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一文中揭露说：英国为了破坏中国禁烟，施展各种卑鄙伎俩，一是“把在印度种植鸦片的垄断权据为己有”，二是“腐蚀中国当局、海关职员和一般的官吏”，三是为“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侵华战争。可笑的是，靠非法的鸦片贸易图财害命的“约翰牛”，竟然自诩为“文明人”，而把敢于禁烟自救的中国人却“当作野蛮人看待”，并吹嘘资本主义制度为“文明制度”，而把封建制度斥之为“野蛮制度”。其实，中国封建制度尽管落后于英国资本主义制度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弥漫着腐烂的气息，被恩格斯称之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选集》第2卷，第16页），但是在这个“半文明制度”里，却不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和酷爱自由、富于革命精神的人民。作为制度，资本主义虽然优于封建主义，但“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选集》第2卷，第74页）正是基于这种看似有悖常规而实则合乎逻辑的社会现实，才孕育出围绕鸦片问题而展开的异乎寻常的斗争：所谓“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德原则，而最现代化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马克思寓意深长地说：“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选集》第2卷，第26页）英国侵略者在这种“离奇的悲剧”中的表演，正是“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的集中反映。
    为了拓展中国鸦片市场，英国可谓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使用武力，发动鸦片侵略战争。这场战争是一次正义和非正义的决斗，离奇的是高扬正义之旗的却不是“如日中天”的资本主义，反而是“将萎之华”的封建末世，结果强权战胜公理，枪炮摧毁刀矛，迫使中国历史改变轨道，陷入半殖民地深渊。它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对于这个二律背反的现实，马克思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遭遇，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两个后果：旧捐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选集》第2卷，第3页），致使“大批居民赤贫如洗”，“愤懑激怒”（《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7卷，第264页）；一方面热情欢呼中国即将到来的“社会变革”，指出“英国用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之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选集》第2卷，第3页）。古老的封建社会的解体，正是新兴的资本主义因素滋长的温床，而资本主义因素的滋长，必将导致“社会变革”。马克思高瞻远瞩，敏锐地预见到中国业已“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全集》第7卷，第265页）。马克思站在时代峰颠，面对现实，展望未来，欣喜地指出：“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全集》第15卷，第545页）历史走向了鸦片贩子主观愿望的反面，中华民族并没有因烟毒泛滥而麻木不仁，相反地却是在悲愤中觉醒，在觉醒中抗争，经过一百多年的浴血奋斗，终于赶走了骄横的帝国主义，推翻了腐朽的封建统治，建立起人民共和国。以中国革命胜利为标志的“整个亚洲新世纪的曙光”（《选集》第2卷，第22页），马克思虽然没能亲眼见到，但他的英明预言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