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与特点
    主持人：再过700多天，人类就要跨入一个新的世纪。 在即将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人类创造了无比灿烂的文明。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以其卓越的成就，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社会科学方面，中国历史学以其不平凡的经历，走过了这一段路程。总结与开拓，作为世纪之交中国史学面临的双重任务，已经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近年来发表的有关著述表明，在这方面已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新年伊始，本刊邀请几位专家学者来讨论这个话题。
    戴 逸：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确实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本世纪初期，中国历史学完成了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名家辈出，著述如林，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形成。近100年间，成就之大，收获之丰， 是以前各个世纪所未曾达到过的。其成就与特点，概括地说，有这样几点：第一，进化史观风行。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历史学家们奉之为圭臬。进化史观的风行，使近代历史研究面貌为之一新，与传统史学明显地区别开来。各派历史学家包括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观点分歧，但全都认同于进化史观，这是20世纪历史学的一大成就与特点。第二，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运用于历史研究，这是本世纪历史学的伟大成就。唯物史观超越了进化史观，认为历史是客观过程，且有规律可循。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诸因素均对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唯物史观，既区别于唯心史观--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文化视为历史的决定因素，又不同于机械唯物史观--单纯以经济因素解释历史的发展。20世纪出现了大批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历史学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唯物史观更在历史学界确立了主导地位。第三，理性精神的发扬。20世纪历史学尊重理性精神，认为历史可以用人的心智来认知、分析、论证、阐明。历史研究要实事求是，重视实证，无征不信；要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的方法，而不是靠比附、臆想、感悟、信仰，不是靠超自然力量和蒙昧主义的认识方法。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在乾嘉史学中已开其端，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得到进一步发扬。第四，开放历史观的确立。中国是东方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与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相对隔离。近代以来，中国被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使先进的中国人向外学习有了可能。西方的著作、观点、方法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抛弃了传统的以中国为世界中心的狭隘封闭的历史观，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对中外的历史和文化进行比较、分析，形成了比较全面的开放的历史观。第五，研究内容的拓展和丰富。以往的历史学以政治史、军事史为其主要研究内容。20世纪的历史学，开辟了多方面的研究领域，内容更加广泛，视野更加开阔，重视经济史、民族史、外交史、文化史、科技史、社会史等许多方面的研究。第六，爱国主义传统的发扬。中国历史学具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到20世纪，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剧，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历史学家们怀着爱国救亡的思想与激情，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记述与研究。他们歌颂可歌可泣的反侵略斗争，赞美那些有卓越贡献的民族英雄，提倡爱国爱乡、自立自尊的精神，鞭挞对外投降、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为鼓舞人民投身于反帝斗争和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持人：在我国的历史科学中，世界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就这方面的研究情况详细介绍一下？
    马克垚：我国世界史研究的成就早已有人作过专门论述，这里，我只谈谈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所取得的成绩。20世纪初，我国史学也开始注意到要研究外国的历史，梁启超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提出研究中国历史要了解世界上其他部分之文化、民族与我之接触及相互影响。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49年，我国基本上没有世界史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风尚。与此同时，世界史的研究也逐步开展起来。但世界史研究取得显著成果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界和外面的交流日益增多。国外用其他的理论和方法写成的中国历史的研究著作也有不少介绍到国内来。这使中国史的学者受到冲击，不少学者提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国史，也提出建立世界史体系不能没有中国史的观点。于是，中国史和世界史这两个姊妹学科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而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成果甚多。国外研究经济史的一些流派及其学说，不断被史学家所熟悉，并在中国经济史或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加以说明、批判或应用。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上，也取得许多成绩。诸如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主的城邦制，是否有如罗马那样的奴隶制，是否有西欧式的独立的中古城市，如何认识中国中古时代农民的生产效率，中国和西欧中古时期的政治结构有何不同等等。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提出的重要问题，就是要改变过去单纯由西欧的史实得出的定义、概念、模式等，考虑从真正世界史的角度建立新的定义、概念和模式，以重写世界史。关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这本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题目。由于它的现实性，也吸引我国不少史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共同研究，有了多学科协作的好势头。世界史的现代化研究者已提出了一套宏观理论，并阶段性地划分了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关于亚非拉美各国的现代化过程，写出了不少有关的著作。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则提出三大矛盾（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前现代生产方式的矛盾，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商文明和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农耕文明的矛盾）交织、四大趋势（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互动作为观察的新视角，指出其现代化的历程是君主制下的改良型现代化，共和制下的保守型资本主义现代化，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及现在所进行的创造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史学工作者的现代化研究则多为对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各方面问题的具体研究，但可喜的是其中有些研究也进入了世界史研究范围，进行比较研究，如中国、日本、泰国的比较，中国、印度的比较等。这一各学科联合交流的趋势值得我们重视，希望它能结出更为丰硕的果实。
    历程与趋势
    主持人：通过两位先生的介绍，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中国历史学的成就，而这个成就的取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人们知道，从世纪初到建国前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主权被列强践踏，造成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战事频仍，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学术研究是十分艰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有了根本性变化，但也走过一段不平坦的道路。纵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怎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又显现出怎样的趋势呢？
    肖 黎：当我们回首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道路时，见仁见智，有的以一个个打着各种印记的思潮，展示其复杂多变的路径；有的以几代学人执着的追求和丰硕的成果，表现其探索进取的步履；有的以中西之学一次次撞击和回响，反映其艰难坎坷的历程，这都不无道理。我想以三次重大转变来勾画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轨迹。第一次是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我国是一个有着治史传统的国度，其历史之久远，遗产之丰富，令世界震惊。然而，当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大门时，古老的中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传统史学在理论、方法、学风等诸方面也都存在着种种弊端。时代呼唤着新的史学。在社会面临重大变革之际，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学人，学习和借鉴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反省和批判传统史学。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旗手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等著作中，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史学。章太炎在《訄书》中提出，新史学要做到“熔冶真理”，即反映历史进化的规律。他们的历史贡献在于，以近代的学术观念为“新史学”（近代史学）提出了全面构想，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和建设“新史学”的主张，从而揭橥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然而，深入反映我国近代史学成就的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傅斯年、顾颉刚等一批新的历史考据学者。他们所以能够取得显赫的学术成就，是因为较好地处理中西之学的关系。王国维认为：“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精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静安文集·奏定经学科·大学章程书后》）因此，他们一方面继承乾嘉学派无征不信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运用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在许多中国历史专题的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他们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仍然影响着史学界。第二次是近代史学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这次转变时间跨度较大，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交叉及论战，直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及发展。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出现，是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关的。李大钊1924年出版的《史学要论》，是中国第一部以唯物史观撰写的史学理论著作。郭沫若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撰写的一部全新的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之作。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同中国的革命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涌现出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及其一批有影响的力作。尽管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各种力量的排挤和打击，但它却代表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方向和主流。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了主导地位，中国历史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其研究成果之多，史学队伍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枝独秀向百花齐放的转变。中国历史学的每一次质的飞跃都同时代的要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同思想解放有直接的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又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历史学得到迅猛发展。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与运用上，自觉地摆脱以前的偏颇，借助于更多更新的方法，拓宽研究领域，大大提高研究水平，新著新论不断问世，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史学工作者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