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是在本世纪初伴随着中国近代实证史学的创立和西方考古学思想的传入而诞生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经过近八十年的发展，出现了三个高峰发展期。第一个高峰是1928年至1937年，主要是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和河南安阳殷墟的连续大规模发掘。第二个高峰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至六十年代前期，配合国家经济建设，考古工作主要是在黄河流域蓬勃展开，并在全国其他一些省区也逐步开展工作。第三个高峰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至今近二十年，形成了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体系。现在，中国考古学逐步走向繁荣，经历着她的成熟发展期，她已成长为有着自身学术体系、研究门类众多、富有生命力的国家一级学科。
    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学科队伍发展最为迅速、研究成果最为丰盛。考古专业研究人员由原来的不足千人发展至近3000人。1979年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有十多个省区也相继成立了省级考古学会，定期组织学术研究活动，从1984年起逐年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年鉴》，为推进考古学的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夏鼐等的主持下，编写了《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这两部大型综合性考古学著作的问世，是中国考古学学术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近二十年来出版了上百部考古报告专集、专题研究论著和大型资料报告；省级、中央级专业期刊，由原来的三种发展至二十多种，发表了上万篇考古发掘简报和研究论文；其中中青年作者的比重逐年增加。
    近二十年来，考古学研究坚持科学地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并作为学科发展的主要内容，由此获得的许多重大发现，如早期人类文化遗存，万年左右的农作物，4000年前的一批城址、早商都城、两周诸侯墓地，以及秦汉及其以后的城市、陵寝、大型墓群、宫殿遗址等。同时加强对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探索，进一步应用现代自然科学中年代测定技术、古物成份分析技术、地面及空中探寻古代遗址及遗物的勘测技术，以及其他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使考古研究获得更多可靠的信息。其中碳十四测年研究已成为考古学年代研究、尤其是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年代序列研究的重要依据；数学分析和计算机技术在考古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考古学研究中器物类型分析这一基本方法的内涵；人文学科中人口学研究手段也开始引入考古学研究，以探讨古代社会的人口与组织结构；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应用、使水下考古、微磨损分析与模拟实验考古、利用考古资料进行生态环境的综合考察与研究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下面简要介绍近二十年以来中国考古学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进展与成果。
    一、旧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是研究人类起源、人类体质形态的演变和旧石器文化的发生、发展与传统等问题。吴汝康、吴新智、张森水主编的《中国远古人类》（科学出版社，1989）一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成果。
    元谋人的发现，提出亚洲可能与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发祥地。80年代通过多种方法的反复检测，将元谋人的年代确定为距今170 万年左右。1985～1988年、1997～1998 年， 在四川巫山龙骨坡发现了距今约200万年的遗存。这一发现表明百万年以上至200万年的人类文化遗存，在我国不唯元谋人一例，可能有着一定的分布。在华北泥河湾盆地的连续发掘研究中，于小长梁、东谷坨和岑家湾等地点发现了约100 万年、制作较为进步的小型石制品，是研究东亚地区早期人类文化的重要资料。
    对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涉及北京猿人洞的地层划分与洞内堆积物的形成过程、年代测定、古气候和北京猿人生活的环境、北京猿人的脑容量等六个方面（《北京猿人遗址综合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裴文中和张森水则系统研究了北京猿人遗址的石器（《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这两项重要研究成果表明，北京猿人生存的确切年代约为距今50万年至20万年前，制作的石器以小工具为主。
    发现的距今30多万年至5 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和早期智人化石相当丰富。重要的有和县人、郧县人、南京人、洛南人、金牛山人、大荔人、许家窑人、银山人、桐梓人、穿洞人等。其中，1989、1990年发现的郧县直立人，突出地表明秦巴山地很可能是研究中国早期人类进化极为重要的地区；1993、1994年发现的南京直立人，填补了直立人在江南分布的空白；1984年发现的金牛山早期智人，不仅有较完整的头盖骨，而且还有许多体骨，是研究直立人向智人演变的重要资料。研究表明，中国迄今所发现的人类化石具有一脉相承的进化特征。
    对旧石器文化研究的重要突破，是在陕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等地相继发现以大型砾石石器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由此认识到：在旧石器时代，我国存在着南、北不同的两大文化传统。发现的重要旧石器时代遗址，还有贵州盘县大洞、辽宁本溪庙后山、海城小孤山、内蒙古呼和浩特大窑、河北玉田孟家泉、阳原籍箕滩等。其中小孤山遗址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精美的骨制品和装饰品；而孟家泉旧石器中已萌生的属新石器特征的磨光技术，以及籍箕滩发现的万年左右加工精细的石镞、石矛头和锛状器等，对研究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具有重要意义。
    二、新石器时代
    近二十年来，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出版了由苏秉琦主编，严文明、张忠培等执笔的《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主要研究成果还有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5））、 安志敏《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5））、 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亚洲文明论丛》第一辑）、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文化三个地带论》（《史前研究》1985（2）），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3））等。其中苏秉琦倡导的区系类型研究理论，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影响最大，具有指导意义。
    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数量还相当少，仅有华北的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怀柔转年，华南的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庙岩、甑皮岩下层和邕宁顶蛳山下层等地，其年代距今万年以上至9000年左右。其中，仙人洞遗址发现了在年代与文化内涵上相衔接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证据，玉蟾岩遗址发现了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化的古栽培稻谷壳，对其研究的进展将确立中国是世界上水稻作物最早栽培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