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1892年11月16日出生于四川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童蒙之时，他就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追求资产阶级新学和民主革命思想，积极参加反清反帝的爱国学生运动。1914年，他东渡日本，先学医，后从事文学活动。在1924年以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同年11月，回国投身革命，参加“五卅”爱国反帝运动、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在随起义军南下广东的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接受中共中央的安排，于1928年再次东渡日本，专心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抛雏别妻，回到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和带动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文化力量投入抗日救国和争取民主的伟大斗争，成为国统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全国解放后，他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科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等职，全身心地从事国家事务、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工作和国际交往的社会活动。1978年6月12日辞世。终年86岁。
    郭沫若生活在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向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变革的伟大时代。他是这个时代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更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巨人。尤为难得的是，郭沫若将革命家的敏锐、思想家的深刻、文学家的浪漫和社会活动家的热情等常人难及的优秀品质融于历史研究之中，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天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生、发展过程中的一位贡献卓著的历史学家。
    （一）
    郭沫若真正开始历史研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得来的革命胜利成果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殆尽，中国再一次地陷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法西斯统治之下。这时，摆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性质如何？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中国还要不要革命？在1928年7 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暂时的革命低潮看作是革命的终结，而是明确肯定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的这个看法遭到了各种反动势力的非议。为了取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国民党右派、托陈取消派等都竭力歪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他们中的一些人纷纷寻找历史根据，叫嚷中国国情的“特殊”，污蔑中国人民革命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严酷的政治压迫和令人窒息的文化围剿并没有冲垮共产党人的意志。蛰居于日本重川的郭沫若告诫自己：“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中，你得拿出勇气和耐心来，更坚毅地生活下去，你虽然离开了祖国，离开了工作岗位，你不应该专门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便隐没下去的。”〔1 〕“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鸣不已的时候。”〔2 〕他激奋地写道：“大夫去楚，香草美人；公子囚秦，说难孤愤。我遘其厄，愧无其文。爰将金玉，自励贤贞。”〔3〕在这种情况下， 郭沫若决定把对革命的追求和期待转移到学术研究上来，以对中国历史的清算来捍卫马克思主义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在他看来，要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必须熟练和善于应用这种方法，而使它中国化。”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好办法，就是以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4〕于是， 从这年春天开始，他便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在前后十年的时间里，相继完成并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30.1）、《甲骨文字研究》（31.5）、《卜辞通纂》（33.5）、《金文丛考》（32.8）、《殷契粹编》（37.5）、《两周金文辞大系》（32.1）、《古代铭刻汇考》（34）、《石鼓文研究》（39.7）等十余部巍峨的学术著作。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解剖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著作。以往的封建史家大多以王朝的兴亡隆替作为历史研究的主线，“以一朝为一史”，把一部中国的历史变为“二十四史”的堆积。近代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是以进化论来诠释历史，将中国的历史划分为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之前，没有一部史书是从生产方式的发展来阐明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性。郭沫若用唯物史观来整理中国古代的《诗》、《书》、《易》等文献资料和甲骨金文等地下出土资料，为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描绘了一幅由低向高有规律递进的鲜明图画，从而向人们揭示出人类社会俱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来的。在具体的研究上，他从分析生产工具和生产关系入手，第一次将中国古代的历史条缕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有规律递替的历史。书中写道：“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封建时代。”他认为黄帝以来的五帝和三皇祖先诞生的传说，都是“感天而生，行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个野合的杂交时代或者血族群婚的母系社会。殷代阶级制度已逐渐抬头。西周的“庶人”或人民与臣仆器物都用以赏赐，所以也是奴隶；这种奴隶又用以买卖和抵债，所以周代的奴隶是一种主要财产。铁的发现在农业上起了一个很大的革命，而农业的发达就是奴隶制度的完成，周室东迁前后社会关系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奴隶制跟着周室的东迁而完全溃败，中国的社会由奴隶制而进入到真正的封建制。从那时候一直到最近百年，中国尽管在改朝换代，但生产方式没有发生过变革，社会的组织亦旧态依然，封建制度在中国差不多沉滞了二千年的光景。虽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对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论述有诸多欠妥之处，作者自己在后来也不断予以修正，但它的问世，标志着一种迥异于旧史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登上了中国的史坛。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创了中国史学的新天地。作者告诉人们，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国人所组成的社会也与世界各国一样，走过了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从长远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在中国和全世界实现，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些观点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文人和托陈取消派等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挑战，也使国内人民，特别是追求进步的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在困难的时候看到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同时，郭沫若对古代社会历史进程的新见解以及新理论和新史料相结合的治史方法，无疑是向当时仍很盛行的繁琐考据治学氛围投掷了一枚炸弹，给中国的史学界带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革命，极大地影响了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其后不久，在郭沫若身后，崛起了一支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队伍。正如吕振羽所说：“当时在这个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