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而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形成，乃与儒家《公羊》学派所倡导的“大一统”理念的长期熏陶密切相关。东汉后期著名今文经学家何休，直接继承其《公羊》先师以“立元正始”、“尊王尚一”为核心内容的“一统”观，针对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世族崛起、分裂倾向出现的实际情形，致力于总结与弘扬“大一统”思想的精义，集中体现了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的文化意愿。何休有关“大一统”思想的阐述与发挥，既具有深刻系统的理论思辨个性，又反映出突出的实践操作功能，即通过强调“一法度，尊天子”的立场，把维护中央权威，强化封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大一统”的首要任务，从而提供了维持和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途径和方法。遂使儒家《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获得新的生机，产生更大的影响。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能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注：参见李际均：《中国军事史概论》，《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1期。）
    造就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人们联系、团结在一起。而何休对“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和弘扬，则在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与《公羊》学的一统观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管子·五行》尹知章注）。“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何休《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诂》在解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由此可见，何休所说的“大一统”，是指统一的程度与规模，是上述“大一统”的第二层含义。
    “大一统”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其中春秋战国是这一思想的基本定型阶段。当时西周礼乐文明遭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大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称雄，混战绵延。人们饱受这一政治无序所造成的苦难，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法合理的政治秩序。先秦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其学说中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要求。虽然诸子各家在统一的方式和内容上存在着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乎一”则是他们的共识。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后来的秦统一与汉统一，才有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之举，才有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一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李贤注引应劭《风俗通》）
    当然真正在“大一统”理论构建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应首推儒家。按他们的理解，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像法家所鼓吹的那样统于暴力，也不能像墨家所提倡的那样统于人格化的天，而必须一统于“仁义礼乐”、“王道教化”，即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孔子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奠基者。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他一再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他褒扬管仲，着眼点也落在管仲能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华夏名义上的统一这一点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为此，他提倡“克己复礼”，主张重建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将这一“大一统”理念作为微言大义隐寓于自己所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之中，遂成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不祧之祖。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对于“大一统”的理念，却是一致认同的。如孟子和荀子，一个大声疾呼“（天下）定乎一”（《孟子·梁惠王上》）；另一个也明确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在他们和其他儒家人物的努力倡导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
    在“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中，《公羊春秋》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一般的看法是：《公羊》学产生于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由诸侯割据称雄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公羊》学作为儒家中接近法家的一派，在思想体系上与荀子相一致，也要突出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这一趋势。《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然而由于公羊属于儒家系统，因此它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守旧性与复古性，即在其心目中，并不要求这新的一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在旧基础上建立新的一统。于是公羊的“大一统”实质上便成了天下统一于周的“大一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尽管公羊的“大一统”思想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的本质属性是进步的，是属于为中国统一事业的发展而呐喊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儒家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当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是《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了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