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者继承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重视揭橥《春秋》中有关“大一统”的微言大义，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所反映的都是这一现象。然而汉代《公羊》学对“大一统”思想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它作形式上的肯定推崇，而是对其内涵作了实质性的丰富，从哲理的层次上对其进行了抽象和升华。董仲舒就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集中阐述和发挥了“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以及“尊王大义”：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乎天地之前。（《春秋繁露·重政》）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
    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也即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这一点对何休的“大一统”理念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影响的。他在《解诂》中同样把“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作为自己宣传、弘扬“大一统”主张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到了东汉后期，儒家的“大一统”理想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正处于瓦解之中，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豪强崛起，诸侯割据的形势正在形成。造成这种局面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从远因来说，它与东汉政权的性质有关。东汉王朝是建立在豪强地主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刘秀的功臣大多是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豪强，他们在东汉政权占有重要的地位。东汉的皇后一般都出于邓、窦诸大族，而朝廷的许多措施，如果得不到诸豪强大族的赞同，也往往不能顺利地贯彻下去。“度田”的不了了之，就证明了这一点。东汉豪族的嚣张跋扈，甚至连马援这样的名将也深为畏惧。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制君权无形之中便遭到了一定的削弱。就近因而言，豪族通过兼并土地，经济、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遂随之出现，而朝廷政治腐败、吏治黑暗的现实更加剧了这种离心倾向。
    在东汉的思想领域，势必会留下这种现实政治格局的痕迹，其统治思想《公羊》学的不少义法要有所变化，也就势所必然了。
    反映这种变化的，始于《白虎通义》。它开宗明义便讲“天子者，爵称也”（《白虎通义·爵》），明确地将天子说成是爵位的一等，这或许是豪族们企图削弱或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王者太子亦称士何？举从下升，以为人无生得贵者”（同上）。“士”仅仅是“尊之渐”。现在王者之太子也只有从头做起，这实际是有意降低帝王的起点。天子不尊，于是《白虎通义·王者不臣》进而提倡“王者不纯臣诸侯”之义：“王者不纯臣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传子孙，世世称君，南面而治……异于是臣也。”它并且规定了王者不臣者三：“三王之后，妻之父母，夷狄。”这里，不臣三王之后，是旧义；不臣夷狄，是其狭隘的民族观；而不臣妻之父母，实际上曲折透露出东汉时期后戚势力的日渐强大。至于《文质》篇云“王者缘臣子心以为之制”，就更为明确地对君主们提出了扩大豪族权力，满足豪族利益的要求。
    以上这一切，在《白虎通义》中婉转地表示了一点，即“明天下非一家之有”（《白虎通义·三正》）。这原本是一句充满民本色彩的言辞，《孟子》、《吕氏春秋》、《六韬》等先秦典籍中多言之。可是到了豪强离心势力那里，却变成了他们用来抗衡皇权的一面盾牌。
    “尊王”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政治灵魂，现在《白虎通义》迁就豪门而贬低天子，这实际上是否定“大一统”，也是对《公羊》学基本精神的一种背叛。这当然是当时社会政治演变大势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客观反映，预示着世族强大、豪门拥兵、少数民族崛起、分裂割据重现的局面呼之欲出。
    结合这种时代背景来考察何休为弘扬儒家“大一统”思想而作出的努力，对其所包含的进步意义不能不予以很高的评价。尽管“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极权专制、禁锢思想、扼杀创造的生机等等；但是，与分裂割据、社会动乱的局面相比，它更符合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在社会一统格局行将瓦解的历史条件下，何休强调“一法度，尊天子”，意味着他恪守《公羊》学的立场，坚持“大一统”的原则，具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意义。其维系中华文明之传统，表达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之意愿，功在千秋，义昭日月，堪称是何休政治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
    二、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内涵及其特色
    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和显著特色：
    第一，构筑“宇宙图式”理论，论证“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与哲学神圣性。从抽象思辨的高度，致力于解决大一统权力从何而来、天子大一统权力何以体现两个命题。
    《公羊传》有关“大一统”的义理，集中体现在隐公元年的《传》文之中，但它比较隐晦，有些辞不达意：“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据此系统地构筑了近似于“宇宙图式”的理论，对“大一统”的实质含义与根本特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发挥：
    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这些言辞都围绕“大一统”这个命题而逐次展开，突出反映了何休本人对“大一统”内涵和特征的基本认识。它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
    首先，它是用汉儒常见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形式来表述“大一统”的基本原理的。在何休看来，“大一统”是上天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客观反映，即所谓“上系天端”，“故假以为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