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一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所谓的“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客观意志的体现，是由“元”所统辖的。至于“元”，乃是“气”，作为世界物质性的基础，它“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由此构成天地万物，“造起天地，天地之始”。而在天地万物之中，王是“大一统”的直接负荷者，他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赋有“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总理一切的崇高职责。无论是阶级秩序“自公侯至于庶人”，还是自然秩序“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在由王所“养”这一点上，概莫能外。这样，何休就从事物演变发展的运动规律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大一统”的逻辑合理性。
    其三，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的基本前提出发，何休进而系统说明“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与哲学神圣性。认为这种合理性与神圣性主要体现为天子（王）拥有至高无上的一统权力，所谓“大一统”实际上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而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又是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统：“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一国之政，莫大于正始”。为此，何休指出：“由‘元’、‘天’、‘王’、‘天子政事’、‘诸侯治国’构成五位一体的世界图式中，‘王’处于中心位置。由‘元’这一生成宇宙万物的来源决定天的意志，由天的意志决定王的政教设施，由王的政教设施决定诸侯的即位，由诸侯的即位决定境内的治理。”（注：陈其泰：《何休公羊学说的体系及其学术特色》，（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96期。 ）“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这五者以“王”为中心，相互联系，浑然一体，“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构成“大一统”的宇宙模式。何休强调，这乃是宇宙的法则，万物的根本，“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其四，何休的“大一统”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际之学，是着眼于社会政治大一统的现实政治哲学。何休不像其他《公羊》学家，注重于《易》与《春秋》的结合，而是将重点放在论述《春秋》与《孝经》之上，这是人际关系，以人际关系代替天人之际，是后汉学者的一种转变。（注：杨向奎师：《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6月版，第97页。）所以， 以往《公羊》学者之论大一统是“天人之学”，一统于天人，要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而何休阐述发挥大一统，在肯定天人关系的同时，更把目光投放在“政教”问题方面，是“奉王之政”、“为政”、“以制号令”云云，而及于山川、草木昆虫。这一点突出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特色，值得引起注意。
    其五，何休认为“大一统”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显然，和公羊学先师一样，并没有多少个人的独立见解和发挥。但有关公羊旧义的陈述，对于他大一统理论体系构建来说，仍是十分必要的步骤。因为它使得所谓的“政教”，有了具体实在的内容，便于“大一统”的理念进入现实操作的层次。由此可见，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体大思精，既立足天人关系，又超越天人关系，不愧为公羊学“大一统”义理的杰出总结者。
    第二，强调“尊王”大义，把维护中央权威，摆正和处理君臣关系，稳定封建等级秩序与纲常名理，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大一统”的中心内容。从社会政治运作的角度，致力于探索维持和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根本途径与具体方法。
    何休认为，“大一统”虽然从抽象的义理来讲，是“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但是它还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衡量中央集权程度的标志。其关键就是如何摆正和处理君臣关系，巩固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秩序，用何休自己的话说，即“重本尊统之义”。
    何休认为，“重本尊统”的核心，就是要明确树立君主本位的原则，做到“一法度，尊天子”。天子是圣人受命于天者，“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春秋公羊传解诂》成公八年），他是大一统的体现者，“尊天子”实际上就是尊“一统”。因此他在《解诂》一书中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一法度，尊天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言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会上大夫，并遍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内大夫者，欲一其文见恶同也。至此所以遍刺之者，萧鱼之会，服郑最难，诸侯劳倦，莫肯复出，而大夫常行，政委于臣，而君遂失权，大夫故得信任。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十六年）
    古者，诸侯将朝天子，必先会闲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讲礼义，正文章，习事天子之仪，尊京师，重法度。（《春秋公羊传解诂》定公十四年）
    然而，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是王权衰落，天子不尊，整个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大混乱状态之中。何休回顾历史，联系东汉社会的现实，不免深受刺激，于是在《解诂》中对历史上的王权衰落导致“大一统”局面瓦解的事例一再抨击，借此向东汉统治者敲响警钟：
    此象桓公德衰，强楚以邪胜正。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见信得权，僭立大夫庙。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当去之。（《春秋公羊传解诂》僖公十一年）
    月者，危。刺诸侯委任大夫，交会强夷，臣日以强。三年之后，君若赘旒然。（《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十四年）
    为了突出王权衰微、天子不尊对于“大一统”局面的危害性，何休还企图通过“天人感应”的道理来加深人们这方面的认识，指出王纲陵替、尊卑失序是导致天降灾异的主要原因，也即上天针对“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而宣示的警告和惩罚。如《解诂》成公十六年解释《经》文“甲午，晦”言：“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阴代阳。”又如，《解诂》襄公十三年解释《经》文“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言：“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居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见与日争明者，诸侯代王治，典法灭绝之象。是后周室遂微，诸侯相兼，为秦所灭，燔书道绝。”凡此种种，都是王纲衰微，“大一统”崩溃所带来的后果。何休一再强调，意在震撼统治者的心灵，使之警觉，采取措施，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何休认为要确保“一法度，尊天子”的政治原则得以实现，维护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一统”格局，必须落实一些相关的措施。
    首先是天子（王）自身修道保法，改良政治，树立良好的形象，使分裂割据势力无隙可乘，从根本上奠定“大一统”政治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审法度”、“修法守正”：“书者起时，善其修废职，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三十二年）“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三年）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则中央集权就有了有力的保障，离心倾向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扼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