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反对大臣擅权、贵戚秉政。何休从大量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意识到，强藩、权臣、贵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是天子“大一统”的对立面。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总是要有意无意地分割天子的权力，争夺天子的利益。而这种行为势必要给天子“大一统”政治格局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导致“大一统”局面的瓦解。春秋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东汉的现实又将这种危机再次置放在最高统治者的面前。于是，何休不能保持沉默了，抨击的锋芒直指大臣擅权与贵戚秉政：
    时庶孽并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号，明天下当救其难而事之……贬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权，尹氏贬，王子朝不贬者，年未满十岁，未知欲富贵，不当坐。明罪在尹氏。（《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二十三年）
    宋以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僖公二十五年）
    何休所议论的是历史，但是，他所针对的实为东汉的现实。当时世族豪强的势力已高度膨胀，外戚专权蔚然成风，分裂割据形势十分明显，“大一统”的局面受到威胁。何休无法容忍这一切，可又不能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批评，于是只好通过总结历史的教训，明确自己反对豪门擅权、贵戚秉政的立场和态度，希望维系政治上的“大一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休的“大一统”理论，不是对《公羊》学“大一统”观的简单复述，而是富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何休不仅从史实叙述诠释角度表述“尊天子”“大一统”的观点，而且还从理论阐发的层面表白自己拥护和弘扬“大一统”的立场。这就是他全面系统地肯定和发挥《公羊传》“讥世卿”的重要原则。《解诂》隐公三年云：“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
    可见，何休对于世卿豪强掌握重大权力，因世袭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以至威胁君权破坏“大一统”的危害性，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这是一种值得肯定和赞赏的见解。已知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便成为维护“大一统”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了。
    何休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简单而又明确的，就是所谓“弱臣势”，即想方设法限制豪门贵戚的威权，削弱和打击他们的势力，使之不再构成对君权和“大一统”的威胁，从而真正达到“一法度，尊天子”的目的：
    时虽名诸侯使之恩，实从卿发，故贬。起其事，明大夫之义得忧内，不得忧外，所以抑臣道也。（《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三十年）
    书者，善诸侯为宋诛。虽不能诛，犹有屈强臣之功。（《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元年）
    正是基于“尊天子”“弱臣势”的立场，何休充分肯定“堕三都”这一历史事件：
    郈，叔孙氏所食邑，费，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悦其言而堕之……善定公任大圣，复古制，弱臣势也。（《春秋公羊传解诂》定公十二年）。
    也同样是基于“尊天子”“弱臣势”的原则立场，何休高度评价周公留守镐京，不赴鲁就国的举动，认为这正是周公高瞻远瞩，“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维护“大一统”的英明之处：
    周公，圣人。德至重，功至大。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嫌之鲁恐天下回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养，死则奔丧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春秋公羊传解诂》文公十三年）
    总之，在何休的观念里，凡是“一法度，尊天子”“弱臣势”等有利于维系和巩固“大一统”做法都应该肯定、赞扬；反之，就要受到谴责和贬斥。其积极宣扬“大一统”主张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三、余论
    当然，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一方面表现为他站在极端专制的立场，将君臣关系完全绝对化，排斥了早期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合理因素。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人，虽然肯定“君君、臣臣”的尊卑从属原则，但仍认为君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孔子尝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明确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可是，何休为了一味强调“尊天子”“大一统”，遂背弃了早期儒家的君臣观，而把臣子对君主的驯服突出到不适当的地步，宣称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六年）。在这一点上，他和董仲舒倒是很接近的。董仲舒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由此可见，高度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儒者人物，已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而成为统治者的绝对顺从者，这乃是儒学发展的自身悲哀。
    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是他的思想也羼杂了一些背离“大一统”原则的内容，即其“大一统”观并不十分纯粹。这或许是其摭拾《传》文不加严格辨析之故，也不能否定他多少受过《白虎通义》的影响，以致使不少说法自相矛盾。如《解诂》隐公元年阐述“王者有不纯臣之义”时所谓“称使者，王尊敬诸侯之意也。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云云，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对于一位致力于提倡天子“大一统”的思想家来说，理论体系中保留着这种非“大一统”的因素，自陷于矛盾的窘境，这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