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遗存。有分布于河南和冀南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分布于渭水流域及汉水上游地区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后李文化,分布于两湖平原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及其后继者皂市下层文化,分布于杭州湾地区的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存,分布于燕山地带和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等等。这时期的聚落已初具规模并处于基本固定的居住状态。如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全面揭露出一座有环壕圈围的村落址,内有半地穴房屋近百座;在湖南澧县八十档遗址则发现了壕沟与墙形堆土护围的村落址及地面建筑址;在河南新郑裴李岗、郏县水泉、舞阳贾湖等地全面揭露了当时的墓地,墓葬数量达百余座至300余座。当时栽培的农作物有稻、 粟、黍、油菜等。其中在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有许多储蓄粟粒的仓穴,在南方的八十档遗址发现了数以万粒的古栽培稻,位于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亦发现了古栽培稻。饲养的家畜有鸡、狗、猪、牛、羊等。手工业方面的突出成就是发现了彩陶、白陶、玉器、竹木器的精心制作品。另外,贾湖墓葬出有利用骨管制作的笛形乐器和契刻有符号的龟甲,水泉遗址出有男根崇拜象征物的陶祖。 对距今6000年前后的社会形态的考察,主要集中在研究基础较好的黄河流域。一方面是对当时的聚落址或墓地进行全面揭露,如河南邓州八里岗揭露出条形成排的房址,山东兖州王因揭露出近千座墓葬的墓地。另一方面是详细地分析聚落址或墓地的布局,并引进人口学研究的方法,动态地考察经全面揭露的聚落址或墓地所体现的当时社会组织结构问题,如对陕西临潼姜寨聚落址房屋布局的分析,提出了姜寨聚落址是由5个氏族组成的胞族聚居地,其人口约有450~600人; 对发掘资料较为科学而全面的华县元君庙墓地的研究,认识到当时社会活动的基层单位是由5~8个小型家族组成的一种两级制的社会组织,其人口约不少于55 ~100人;对姜寨广场墓地的研究,还识别出当时的另一种社会组织结构,即三级制社会组织,其人口约不少于180至200人。 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为题,近二十年来,相继发现了一大批距今四、五千年,文化层次较高的重要遗存。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殿堂式”建筑址;辽西红山文化的“坛、庙、冢”与玉器;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中心聚落址上的大型建筑址,以及环中心聚落址分布、随葬品非常丰富的祭坛墓地;河南郑州西山、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阳谷景阳岗、四川新津宝墩、郫县古城、湖北天门石家河、湖南澧县城头山等近30座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山西襄汾陶寺和山东临朐朱封等初具“王气”的大墓;以及这个时期的青铜冶铸品,精美的玉器、漆器、成套的礼器、文字等;不断地修正着学术界对这时期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认识。1983年,夏鼐提出在新石器时代末期或铜石并用时代探索中国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指明了方向。1986年,苏秉琦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概念,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赋予探讨距今四、五千年间中国社会形态与特征的内容。九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还探讨具有中国特点的文明要素,如礼器所代表的礼仪制度。现在可以看出,中国文明时代的一些基本要素或标志,在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时代”已经出现,有力地表明“龙山时代”正经历着中国文明社会诞生之前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中国历史时期的那种以中原为主体的文化格局,大概是在这时期形成的。 三、夏商周时期 近二十年来,在夏文化探索与早商文化研究、商代西周和东周列国的都城及其主要遗址和墓地的发掘、边区青铜文化的研究、商周时期的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绩。 夏文化探索主要是对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与对二里头文化的研究,与对河南龙山文化的分类与分期研究,对登封王成岗、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重点发掘论证等。其中在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可能为宗庙址的二号大型建筑址及建筑址后部的大墓、年代早至二里头一期的大型建筑址线索、延续约300年之久面积近万平方米的铸铜遗址、 随葬品丰富并含朱砂的墓葬等;这些发现进一步确立了二里头遗址为王都的性质,建立了二里头文化的分期。发表了《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二里头陶器集粹》(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重要资料。同时还对夏文化的辩认和夏商文化分界展开了重点探讨,形成了多种看法。其中邹衡力主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安金槐和郑光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直接承袭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者均属夏文化范畴,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二里头遗址盛期可能为汤都“西亳”;赵芝荃则认为二里头遗址的二、三期,可能与太康和桀所都斟寻有关。 1983年,在离二里头遗址约5 公里的塔庄一带发现了较为完整的偃师商城。城为不规则长方形,面积约200万平方米,城墙夯筑、 已发现城门7座、城内道路11条。 近年来配合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偃师商城的大规模发掘与研究表明,偃师商城的文化遗存可分为三期,有宫城、内城与外城,其中宫城与内城的始建年代早于外城,相当于二里头遗址第四期晚段,宫城内宫殿址左右对称分布。这对夏文化探索及夏商文化分界研究以重大推进。 对夏商文化分界相关的讨论,还涉及到郑州商城性质的问题,形成有郑州商城为隞都和亳都两种看法。郑州商城主要发现有内城外的两批青铜器窖藏及外郭城墙,发表了城内三座宫殿基址的发掘资料。引人注意的是,在郑州商城附近的小双桥发现了颇具规模的“宗庙”遗址,年代与郑州商城大致相当,为郑州商城的系统研究和隞都的进一步探索,增添了重要资料。此外,还发掘了山西垣曲商城。 夏与早商时期考古研究的另一重要收获是,海岱地区东夷文化的确定和北方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的进展。1979年对山东牟平照格庄遗址的发掘,确立了继山东龙山文化之后的岳石文化的命名;九十年代在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发掘确认龙山文化城址上叠压有建筑技术较为进步、规模宏大的岳石文化城墙;近年在豫东地区的发现表明,岳石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地带呈犬牙交错分布。对西辽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研究,主要是发现了上千处石块墙圈围的遗址,其年代约距今4300-3600年;首次系统公布了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墓地800余座墓葬的资料, 这一夏时方国的一处完整墓地出土了一些与中原二里头文化面貌一致的陶质礼器,某些彩绘纹饰酷似商代青铜器上的“饕餮”纹,令人深思。 安阳殷墟近二十年来又有许多重要发现。小屯东地的宫殿基址,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历年来殷墟发现的规模最大、年代在盘庚至武丁以前的宫殿址。郭家庄160号墓葬出青铜器280余件,是继妇好墓之后殷墟墓葬的又一重要发现。花园庄东地甲骨坑出甲骨近1600片,约600 片有刻辞,其中完整刻辞卜甲近300版,刻辞多的一版达200余字,年代属殷墟一期,是殷墟成批出土刻辞甲骨中,年代最早的一批,对甲骨断代与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宫殿宗庙区外大防卫沟,其东南和西北两端与洹河相连,形成近长方形的宫殿,宗庙区的防卫系统,使殷墟的布局更为明晰。近年来,三家庄殷墟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为殷墟的商文化研究开阔了领域。专题研究方面还加强了殷墟文化的分期断代,论证了殷墟是盘庚始都还是武丁始都的问题,探讨了殷墟墓葬资料所体现的当时阶级状况、等级制度与血缘亲属关系。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殷墟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5)、《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以及由郑振香、杨锡璋等人对60年来殷墟发掘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的《殷墟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加强商代方国的考古研究,是近二十年来商殷时期考古又一重要进展。发现的商朝王畿周围的重要遗址有陕西西安老牛坡、河南罗山蟒张、河北定州、山东滕州前掌大等方国贵族墓地,桓台史家龙山文化至商代中晚期遗址和商代墓葬,商末周初的河南鹿邑太清宫长氏墓葬,以及陕西城固出土一批重要青铜器等。它们与商殷文化有较多共同特点。周边地区的重要发现,主要有四川广汉三星堆城址及两座祭祀坑、江西新干大洋洲甲字型大墓。这两地都出土了十分丰富、精致夺目的青铜器、金器及玉器、象牙器等,一些青铜器器型硕大,前所未见,地方特征鲜明,也有受商文化影响的因素。它们的发现,改变了以往对商代方国文明估计偏低的看法。 西周时 期考古,则是以丰镐遗址的持续发掘、对先周文化的探索、对西周王朝主要封国考古工作的有计划地展开为其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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