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镐地区以王室重臣井叔和其他贵族的族葬墓地、沣西面积约1800余平方米4号“T”形建筑址及早至文王作邑于豐时期的遗存最为重要，另有新旺村青铜器窖藏、沣东大型建筑址等。先周文化探索，主要是发掘了长武碾子坡、扶风刘家、武功郑家坡等居址与墓地，分辨出一批早于西周的文化遗存。此外，在周原黄堆村发现一批贵族铜器墓和车马坑，扶风北吕发掘了280多座周人墓葬，等等。
    西周主要封国遗址，重要的有山西曲沃曲村晋侯墓地的全部揭露，其中有8级17座大墓，其中4组10座大墓完好无损，年代起自西周昭穆时期，止于两周之交，连续八代晋侯历时200余年， 是发现的西周诸侯墓地中最完整的一处。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9座大墓中， 有两座为国君大墓，分别为虢仲与虢季，进一步确认了争论已久的两周之际虢国的地望；虢国国君兆域区的发现，还进一步充实了两周时期“公墓”制度的资料，成为研究姬姓贵族葬制等级最为典型的资料。北京房山琉璃河燕侯大墓附葬大型车马坑，城址内出土了刻有“成周”的卜骨，更加证实琉璃河城址是西周初年所封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墓地都出土了记载该国国君爵称，人名和重要史实的有铭铜器。
    西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还有陕西宝鸡茹家庄、竹园沟和纸坊头发掘一批文献失载的国墓葬，山东滕州滕侯墓，长清仙人台邿国贵族墓地，河南南阳申国铜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早期遗址与墓地、江苏丹徒西周早期土墩墓、四川成都指挥街西周时期蜀文化遗存等；同时还展开了殷周时期北方青铜器的研究等。
    对东周时期考古研究，主要是对三晋、楚、秦的考古研究最为活跃。同时出版了十多部发掘报告，是东周考古资料公布最为丰富的时期。
    近二十年来，进一步勘察了侯马晋国新田故城、河北邯郸赵国故城、河南新郑郑韩故城。
    近二十年来对楚文化研究主要是在湖北潜江龙湾发现了楚章华台宫殿遗址，发掘了数以千计的墓葬，重要的有出土丰富丝织品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4支音律名竹律管的雨台山21号墓、出土了440 多支竹简的荆门包山2号大冢、当阳甲字型大墓、丹江口水库楚国贵族墓、 出土年代最早使用失蜡法青铜器的河南淅川下寺楚贵族墓群、淮阳楚都陈时的大墓及车马坑、新蔡葛陵村大型楚墓、湖南临澧九里乡墓群，以及对湖北荆门纪山寺楚国陵园的勘察等。基本解决了楚墓的分期断代和等级问题。
    秦国考古以秦都雍城、秦国三处君王陵园的勘察发掘最为重要。雍城考古进一步探明了城址的范围，发掘了位于马家庄的宫殿与宗庙遗址，调查发现了雍城南郊的蕲年宫及凹里遗址。三处陵园分别是甘肃礼县春秋早期秦都西垂时的秦陵、陕西凤翔秦都雍城时的秦陵、临潼芷阳秦都咸阳时的东陵。其中雍城秦陵区面积约21平方公里，探明了十座陵园44座大墓（包括圆形陪葬坑），并历十年发掘了秦景公大墓。秦东陵已发现4座陵园。
    东周时期其他地区的重要考古收获，有出100 多件铜器的江苏镇江谏壁山铜器墓、出大批刻纹青铜器的淮阴高庄大墓、丹徒北山顶大墓、苏州真山大墓、浙江绍兴印山越国王陵和坡塘306号越国贵族墓、 出一套5件有铭砝码的湖南沅陵木马岭106号墓、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380 余座西周至春秋墓、四川绵竹150座巴蜀船棺葬、 北京延庆军都山山戎墓群、甘肃庆阳可能为匈奴族的墓葬和车马坑、宁夏固原于家庄诸戎墓群等等。
    商周时期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认识。其中一些矿冶遗址的发掘，如江西瑞昌铜岭、湖北大冶铜绿山、安徽南陵县与铜陵市大工山～凤凰山、山西中条山等地的铜矿开采冶铸遗址，河南西平酒店战国铁矿开采冶铸遗址等，填补了商周时期金属矿藏开采、冶铸技术研究的空白。对商周青铜器的研究，亦因出土物的丰富而空前活跃。综合性著作有李学勤的《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朱凤瀚的《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等；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16卷本的《中国青铜器全集》。对出土先秦文献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中华书局出版了《甲骨文合集》（13册）、《小屯南地甲骨》、《殷周金文集成》（18册）等。
    四、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秦汉及其以后各个历史时期考古，内容十分丰富，其中以历代都城及重要城址的发掘研究、陵墓制度的研究、手工业和科学技术的研究、宗教遗存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最为重要。
    对秦朝以往的考古研究工作较为薄弱。经过近二十年来的努力，其研究面貌有了很大的改观。在京畿之地发掘了秦阿房宫，调查论证了秦汉离宫、勘察了秦直道、发掘了秦汉骊山汤遗址及咸阳任家嘴秦墓、临潼秦砖室墓等。京畿之外地区，主要是发掘了位于渤海湾的大型秦汉行宫，湖南沅陵秦黔中郡故址，广州秦造船遗址，甘肃天水放马滩、湖北宜黄公路杨家山、云梦龙岗秦墓，以及对秦长城的考察等。秦始皇陵园研究，以兵马俑陪葬坑发掘为契机有系统的展开，发掘了1、2、3 号兵马俑坑、陵墓封土西侧大陪葬坑及其两辆彩绘铜车马、北侧的寝殿基址，以及陵园内外的建筑址、府藏坑、劳役者墓地等。放马滩、杨家山、龙岗秦墓都出土了一批涉及秦代法律、田律等内容的秦简，前者还出土了木板地图等珍贵文物。
    汉长安城的发掘，已历时四十年。近二十年来对未央宫、长乐宫的全面勘探和重点发掘，究明了东市、西市及北宫的位置，勘察发掘了城内手工业作坊址。其中在未央宫内发掘了前殿、椒房殿、少府、中央官署（三号殿址）、宫城西南隅角楼等基址，明确了未央宫的布局，在三号殿址上出土了数以万计记录各地向中央进贡时系在物品上的骨签。对汉代其他地区城址的勘察发掘有：陕西华阴汉京师仓，山东高密城阴城、辽宁建平汉右北平郡治、四川广汉东汉雒城、福建崇安汉城，可能为闽越王城的福州新店古城、广东广州番隅城南越国宫署遗址与五华狮雄山南越国长乐台遗址，以及甘肃敦煌汉悬泉置、汉武威郡“塞外列亭”、新疆奇台疏勒城等。其中京师仓是我国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粮仓城址，悬泉置出土了5000余简牍，疏勒城的发现与确认对研究新疆地区汉代交通有重要意义。
    近二十年来对汉代陵墓的发掘，数量达万座，对一些重要的墓地或墓群进行了全面揭露，如西安北郊40多座汉墓、河南新乡110座汉墓、 山西平朔2000余座秦汉墓、辽宁袁台子近50座汉墓等。对帝陵的勘查发掘，主要有西汉帝陵的勘探和汉宣帝杜陵陵园的勘探与发掘，发掘了茂陵东一号陪葬坑、景帝阳陵丛葬坑等。综合研究方面，出版了刘庆柱《前汉皇帝陵的研究》一书。发掘的诸侯王墓数量较多，重要的有广州南越王墓、河南永城梁王墓群、山东长清西汉济北王墓、江苏徐州楚王墓群、高邮广陵王墓、长沙近郊王室墓等。普通官吏及平民的墓葬更为丰富，如出1000余支竹简的江陵张家山两座汉墓，出28件一套木工工具及一批保存完好、工艺极精漆器的安徽天长祝漳村汉墓群，出一大批漆马及经络俑的四川绵阳汉墓，以及江苏徐州缪宇画像石墓、河南密县后士郭大型画像石墓、新野樊集画像砖墓、荥阳苌村大型东汉壁画墓、偃师杏园东 汉壁画墓等。各地汉墓中出土的四合院模型、陶船模型、乘法口诀、遗嘱实物“先令券书”、量器及算筹、记载汉初算赋人口迁移的木牍、中国早期玻璃制品、反映井盐生产场面的画像砖、汉初纸质地图、与早期造纸有关的工具模型画像，以及记述道教内容的石刻等，为研究汉代的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发掘的边区少数民族的重要墓地有，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滇文化墓地，宁夏同心倒墩子匈奴墓地，吉林榆树鲜卑墓地，出一批丝织品和佉卢文的新疆楼兰附近的墓群等。
    出版的概论性著作， 有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等。出土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出版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出版社）、《居延汉简甲乙篇》、《居延新简》、《敦煌汉简》（均中华书局出版）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都城规划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其中重要收获是探明了在历代都城规划上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曹魏至北齐时期的邺城。该城平面为长方形，以东西横街将都城分为北部的宫苑衙署区、南部的里坊居民区，出现了南北向的城市中轴大路，并重新确定了城西北隅著名的铜爵台、金虎台、冰井台等三台的位置。还考察了孙吴武昌城、六朝建康城、晋陵罗城、北魏平城等。发掘的重要墓葬有河南洛阳市北郊北魏宣武帝景陵、河北磁县湾漳北齐文宣帝武宁陵，近年在湖南长沙市出土了10多万枚孙吴纪年简牍，是本世纪出土文献资料数量最多的一批，对三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研究，必将以重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