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双碧：我想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问题再谈一点认识。在梁启超、胡适等人提倡“新史学”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年代也悄然兴起。最早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研究历史的是李大钊。在李大钊之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出版，开创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先导。其后，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开拓前进，在宣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史学方面，做出许多成绩。但是，这支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前，仍然是处于新生、发展着的，人数和成果都远不如传统史学那样多。不过，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通过自身的实践，证明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是行之有效的。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的《秦汉史》等等都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但这些史学家，当时是在艰难的环境中从事历史研究的。由于受到资料和环境的限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曾经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的西方文明不可能有更多的涉猎，这自然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熟悉和理解。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的改造就成为必然的了。历史学界的绝大多数成员，深感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接受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历史的必要。他们如饥似渴地研读经典著作，这对提高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教训，那是另一个方面的问题。
    于 沛：我想就“新时期的史学”说一点想法。“新时期的史学”首先表现在对理论问题的高度重视。无论是中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中外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理论问题，都引起了广大史学工作者关注。大家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对其认识和分析，不仅提高了科学研究的水平，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在实践中受到锻炼。其次，历史研究的视野不断扩大，突破了因“左”倾思潮而多年被禁锢的所谓“禁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切实贯彻。再次，一批高水平的科学成果陆续问世，令世人瞩目，特别是一些成果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填补了多年的研究空白，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最后，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国内学者之间、中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都是前所未有的。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注入新鲜血液，充满无限生机和希望。
    瞿林东：关于近百年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我以为，从宏观方面来看，特别是从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内在本质来看，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趋势是：从传统史学在已经开始走向近代化的途程中，进一步向“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的过渡；当“新史学”和新历史考证学兴起之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产生，并在三四十年代获得重大成就，从而在发展方向上渐居主导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上最伟大的事件；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政治上的“左”倾思潮，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潜伏着危机，而“文革”十年则把这一危机从潜在的形式变成了公开的形式，史学违背了大多数史学家的意志而陷入极大的误区，以致于“儒法斗争史”和“批儒评法”得以泛滥成灾；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路线确立之时，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拨乱反正、重振雄风之日，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史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新的春天。这一总的发展趋势，揭示出如下一些规律：第一，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却是一个不可遏止的趋势。第二，百年史学的种种进步，归根结蒂，历史观的进步是最显著的进步。从近代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两个阶段都是中国史学上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而后者则使历史学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第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但它总是要前进的。只要真正坚持对于唯物史观真谛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史学就能够克服任何曲折而不断为自己开辟深入发展的道路。
    批判与继承
    主持人：20世纪中国史学是中国史学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又是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一个部分。因此，当我们讨论20世纪中国史学的时候，就时空而言，必然存在着怎样看待它同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同20世纪外国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两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作出一些什么样的概括性的认识呢？
    瞿林东：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史学毫无可取之处。到了20年代，梁启超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看法上有很大的改变，但其早年关于“史界革命”之主张的一些认识，仍有广泛的影响。大凡说到二十四史，便同帝王将相的“家谱”联系起来。可以认为，在20世纪的前30年，传统史学基本上处于被排斥、被批判的地位。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传统史学被简单地称作是封建主义史学，其地位仍是被批判的角色。有的学者起而讨论史学遗产的重要，越发显得珍贵。文化大革命中，传统史学无疑是在“横扫”之列。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到来，人们有可能清醒地来对待传统史学了，而史学界又掀起了“史学危机”的轩然大波，本世纪很少受到重视的传统史学被认为是早已“过时”的陈年老账。认真分析起来，传统史学真正开始受到较多人的关注，大概也只是最近七八年的事情。回顾百年中传统史学的历史命运，从全局来看，有两点认识是应当明确的。第一，在本世纪史学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传统史学受到了严峻的批判，是史学进步的表现，因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第二，由于人们对传统史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估计不足，对传统史学在近现代史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因而大大削弱了对传统史学本身的研究，进而也就削弱了对当代史学之民族形式的研究和追求，削弱了对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研究，以及史学遗产在历史教育中之重要性的研究。当然，新时期开始以来，中国史学界在前人研究的若干片断成果的基础上，对传统史学的研究确实取得了值得注意的成果。概括这些成果的内涵，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1、传统史学反映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事实。2、传统史学在历史思想和史学思想方面，保存了丰富的思想资料。3、 浩繁的中国史学遗产，蕴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4、 多彩多姿的传统史书体裁和文字表述的美学意境，对当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5、 中国历史记载与史书编著的连续性发展，是中国文明连续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苏双碧：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共同任务。但是否定传统史学只是史学方法论变革的一种需要，破除传统史学方法论目的是为了建立新的更加科学的史学方法论，并不是对传统史学的客观评价。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当给予应有的肯定。归纳起来有这样几方面：1、据事直书。 这是正直史学家所共同遵从的优良传统，也是指史家对待史实的态度。正直的史学家，以史实为准，只要史料可靠，就据实写史。司马迁《史记》被称为“实录”，刘知几主张“肆情奋笔，无所阿容。”可见，直书是我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在历代史家中，有许多人为捍卫历史著作的真实性作出过贡献。当然，在中国史学上，曲笔作史也是存在的，但它终归要受到揭露和批评，它不是史学发展的主流。2、史料考证。 史料考异是据事直书的一种辅助方法。对此刘知几作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铝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写史需要史料丰富和史料真实，这是撰写历史的基础。但由于阶级利益相关或不同爱好使然，史料记载总会有所偏颇，或记忆有所不同。对待不同的史料，严肃的史学家或采取存疑的办法，或采取考异，对诸家说法进行排比，然后择善而从。传统史学中，大部分史家都兼有考证之功。史料考异是保证历史撰述的手段，是“良史”的标准之一。3、史书体例。在传统史学中， 史书的体例是十分重要的。刘知几曾经说过：“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书无例，则是非莫准。”最早的史书体例是《春秋》、《左传》这样的编年体，而《史记》则是一部开创性的纪传体通史。郑樵的《通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进一步丰富了通史体例。体例的变革是史学发展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各种体例的出现都对历史研究起了推动的作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目前一些重要史著，大多沿袭编年体和纪传体的写法。总之，封建社会的史学方法，曾经有过它自身辉煌的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丰富的史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况且，不论是据史直书、史料考证，还是史书体例，都还有许多合理成分，值得我们批判继承。当然，传统史学中也有糟粕，也有落后的东西。所以，批判传统史学中不合理的地方，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的任务之一。在中国，当资产阶级新史学兴起，以及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出现并发展起来时，就必然要破除传统史学方法，揭露传统史学的弊端，以便为新的史学方法开路，从而使零碎的、个别的历史研究变成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方法，这种揭露批判是为了史学在新的社会形态下的发展。应当看到，传统史学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根基，直至今日，还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梁启超、胡适等人批判传统史学的目的是在于建立资产阶级新史学；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批判传统史学，则是为了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并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传统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