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黎：在如何对待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问题上，都有深刻的教训。50年代以来，在很长的时间里，既漠视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又盲目排斥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在全盘接受苏联史学模式时，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以及在运用唯物史观中的教条主义的僵化模式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一并接受过来；再加上“左”的思想的干扰，使本来生机勃勃的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视野异常狭窄，课题单调老化，研究手段简单化，大大阻碍了中国历史学前进的步伐。“文革”时期，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都被打上“封资修”的标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才迎来了春天。在这个时期里，无论是对外国史学还是传统史学，中国的史学界都有了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对外国史学的理论、方法，既不是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也不是盲目地排斥、否定；对传统史学既不是全面继承，搞新的“国粹”，也不是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一概否定。因此，中国历史学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一方面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脚踏实地地做好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出版工作，开展对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的研究和继承；另一方面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广泛地介绍、引进外国各种史学流派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成果。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扩大视野，完善知识结构，改进研究方法，提高研究水平。
    马克垚：历史学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科学。任何历史学家，无论自觉与否，他的研究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和现实相联系。但在实际中，这一问题有时被庸俗化了。历史学往往被降低为当前方针、政策的注释者，需要什么就从历史上论证什么。这是不足取的。我们倡导历史研究要为现实服务，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所在，但要以尊重历史学的科学性为前提。历史与现实不能等同，不能要求历史学家的史学研究、历史学家对某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完全与现实相一致。更不能只要一发生某种不一致，就判定历史学家的研究是错误的。在尊重事实、尊重科学的前提下处理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史学就有了更进一步发展、繁荣的基础。
    瞿林东：史学家应当关心社会，并以经世致用作为史学的宗旨。这在中国古代的、近代的史学发展上，本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史学家们对此都有鲜明的认识。可以认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是联系在一起的。尽管有“为史学而史学”的种种思潮存在，都不可能改变这种本质的联系。当然，其间也走过弯路，留下了严重的教训；但史学之关注社会，在总的方向上是不错的，是应当肯定和坚持下去的。可是事物毕竟是复杂的。“文革”结束后，史学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在批判“影射史学”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来一种思潮，即认为史学的任务，就是搞清楚历史；它不应当去关注现实、关注社会，而应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等等。当然，历史不等于现实，而史学也绝非是现实的注解。从这个意义上讲，“超越”也好，“距离”也好，似也不无道理。但是，史学的任务，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说明过去，审视现实，观察未来。“彰往而察来”的古训，很深刻地概括了史学的功能，即使在今天，仍没有过时。这是中国史学反映其本质特征的一个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揭示出过去、现实、未来之间的辩证关系，是这个传统的新发展。因此，史学关注社会，是史学的本质所决定的；人们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却无法改变史学的这一本质。我以为，未来的史学发展，当在这方面有更大的作为。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史学关注社会，反映了史学的本质，是完全合理的。不过这种关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史学必须确保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受到损害。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为其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史学的健康发展，以至于兴旺发达，需要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史学关注社会及其作用的发挥应有一个“度”的界限，而不是随心所欲的。这个“度”，归根结底，就是必须尊重历史事实，必须是着眼于借鉴和启迪，而不是以历史与现实相比附，更不是以篡改历史来影射现实。这是关系到史学独立品格及其神圣性的关键所在。
    要重视学风
    主持人：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学，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在这个话题讨论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就史学界以至整个学术界反映越来越强烈的学风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以推动学风的改进和史学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迎接21世纪中国历史学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
    肖 黎：学风问题，从本质上看是思想路线问题。不正视学风，将会影响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近年来，有的把学风不正而出现的种种问题视为唯物史观自身存在的问题，因而在是否还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方面发生动摇；有的不能正面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因对过去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反感，从重理论轻史料的一个极端走向轻理论重史料的另一个极端；有的因批判了历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使研究课题远离政治，避开现实，欲“回到乾嘉时代”。目前我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它对史学工作者的思想、感情乃至生活无疑都会产生强烈的震动。学术研究从来都是淡于名利的工作。然而，在名利驱使下，有的人不再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是不厌其烦地“炒冷饭”。他们不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采取拿来主义态度，窃取他人劳动成果；有的人为了追求轰动效应，做各种所谓翻案文章；有的则打着通俗化的旗号，媚俗逢迎……这些不思进取的平庸与急功近利的浮躁，都是不良学风的表现。尽管这些问题不是主流，但已严重地影响着史学自身建设，干扰着学术研究的正常秩序。因此，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
    于 沛：对待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从现成的结论出发，还是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揭示历史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及特殊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多次强调：我们的学说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深刻教训，那种不是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发展的理论，而将其现成的结论背得烂熟，教条主义地剪裁史实的作法，曾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带来严重的损失。半个多世纪前，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明确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他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的论述对走向新世纪的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能帮助我们科学地洞察过去，认识现实，预见未来，但是它并没有穷极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端正学风就是要彻底摆脱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束缚；更加坚定和自觉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唯物史观要注重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样，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不断繁荣与发展，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