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提出与探索
    近二十年来中国史学史研究发展趋势表明，它同草创时期相比，有了更多的理论色彩，显示出研究的深入。这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与探索的理论问题很多，有的是草创时期就提出来了，有的则是新提出来的。现择其中较重要者简述如下。
    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问题。对此，在60年代初有过热烈的讨论，近二十年来又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注：参见杨翼骧审定，乔治忠、姜胜利编著《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3页。）。白寿彝先生在1964年2月29 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提出“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三个问题，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见解。80年代，白寿彝先生进一步提出：“把新的史学学科早日建立起来”，应着重研究两个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注：《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页。）他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对象，是“中国史学史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过程中跟其它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注：《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同60年代初的热烈讨论一样，人们对此仍有种种不同的表述，但上述见解依然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见解。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丰富的史籍、多样的体裁、生动优美的表述等，为世所公认。但是它有没有理论？这个问题长期困惑着人们。近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有的研究者揭示出史学批评同史学理论的关系，进而通过对史学批评的研究摸索史学理论的积累和发展（注：参见拙著《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1994年版。），为史学界所关注。
    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原则与致用目的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史学有秉笔直书的传统，也有经世致用的传统，怎样看待和说明二者的关系，也是人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强调求真原则者往往对经世致用持保留态度，认同经世致用者则对历史上曲笔作史现象难以解释；这种困惑还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现今史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认识，进而影响到人们对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价值估量。笔者认为，承认秉笔直书传统，并不是就否认曲笔作史的现象的存在；而肯定经世致用，也不是就意味着赞同“名教”观念，甚至赞同史学成为政治的奴婢。事物是复杂的，史学也是复杂的，只有从主流看，才能真正看清求真与致用的相辅相成的关系，看清“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的统一，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精神本质”）（注：参见拙著《史学与史学评论》，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4页。）。
    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中国近代史学始于鸦片战争而迄于新中国成立，经历了110年历史，这已成为基本的共识。 那么中国近代史学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对此，目前已有了较深入的探讨。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一书（1994年），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机制、救亡图强的时代要求、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等方面来说明上述问题。马金科、洪京陵编著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一书（1994年），则试图从时代与史学、社会思想与史学这两层关系中说明上述问题。蒋俊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一书（1995年），是着重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探讨资产阶级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的功绩与局限”（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1页。）。这些尝试和探索，对于认识和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问题。从一般的学术史的继承与创新的理论和规律来看，这本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没有真正的继承，便不可能有出色的创新。但是，本世纪以来，人们探讨史学的发展，较多关注的是对西方史学的引进和模仿，对于传统史学则相对冷淡了。80年代有“史学危机”思潮的兴起，传统史学的价值越发低落。这种情况，直到90年代才有所改变。有的学者指出：“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真实记录，而且是当代史学进行新的创造的借鉴”（注：苏双碧说，见1998年1月20 日《光明日报》“学术话题”《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上）》。）。“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研究的实践表明，对外国史学理论的借鉴和吸收，决不能脱离中国史学的传统和现实，不能脱离广阔的中国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否则只能有害无益，适得其反”（注：于沛：《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这无疑是正确的结论。
    关于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上个世纪中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首先是在认识上要承认、要关注外国史学尤其是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早在三四十年代，不少研究者对此颇多论议，不乏卓见。顾颉刚在40年代曾经指出：西方的科学的治史方法和西方的新史观（包括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的输入，对推进中国史学走向近代化、科学化起了重要作用（注：参见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版。）。这个认识在基本论点上是正确的。近二十年来，随着中国学人对西方史学研究的发展，关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不论在历史过程方面还是在理论思考方面，都更加深入了。这可以归结为一个基本的认识：应当把输入的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结合起来，即一方面把西方史学同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一方面把西方史学同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史学活动结合起来，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广智《二十世纪后期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
    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重大的、最有意义的事件。然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它也经历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和严肃、认真的反思，并探索着新的发展前景。因此，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总结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一度成为史学界关注的大事。尽管人们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及评价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近二十年来的总的倾向是：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开始冷静地、客观地看待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功绩和失误。近年来，史学工作者曾就此问题进行了专题研讨，并从方法论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认为：第一，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放在历史大背景下考察，才能看出它的意义的重大；第二，评价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地位，关键是在科学地对待成长过程中的曲折、教训这一辩证关系；第三，把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新史学、新历史考证学加以比较，将有助于得到恰当的结论（注：参见许殿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地位学术讨论会纪要》，载《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这些讨论， 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个时期提出的或深入探讨的理论问题很多，限于篇幅，不能枚举。仅此而论，我们真切地看到，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确乎是取得了新的进展，处于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建设时期，还将走过一段路程，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比如：中国学术界有不少大部头的专史著作，如思想史、文学史等，而史学史还没有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结构恢廓的宏编巨制，这同浩如烟海的史学遗产很不相称。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已经提出了一些问题，但至今还没有专门的论著问世。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不论是对历史的认识，还是对史学的认识，都应当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产生出来，一则为了总结遗产，再则为了促进当代史学的发展，等等。这样的问题也还有很多，需要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学工作者共同努力，使中国史学史研究在下个世纪的头二十年取得更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