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以来，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Syria,以下简称ISIS）在伊拉克不断攻城略地，并兵临巴格达，使动荡的伊拉克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场令伊拉克民众涂炭、令马利基政府寝食难安、令奥巴马总统尴尬无奈的危机中，“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究竟是什么组织？这场危机的根源、影响及趋势又如何？本文将主要围绕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ISIS也称“伊拉克和利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Levant,ISIL），目标是在叙利亚地区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哈里发国家。从ISIS的政治目标和行为方式来看，该组织属于极端残忍的“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西亚北非动荡以来，萨拉菲派的影响不断扩大。许多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一批“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并多以“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命名。例如，利比亚的“班加西伊斯兰教法支持者”被认为是2012年9月11日美国驻班加西领馆袭击事件的制造者。
    三大因素催生ISIS
    首先，ISIS是伊拉克战争的直接产物。ISIS的前身可追溯至2004年在伊拉克成立的反美组织“信主独一与圣战组织”，后又更名为“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2006年10月，该组织再次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成为“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本·拉登被击毙后，“伊拉克伊斯兰国”通过网络发表声明，誓言为悼念本·拉登，将发动100次恐怖袭击。
    其次，叙利亚内战为ISIS的崛起创造了条件。2011年，叙利亚局势动荡之后，“伊拉克伊斯兰国”将其组织中的叙利亚籍成员派回叙利亚，并于2012年1月成立了叙利亚反对派的极端组织“胜利阵线”。2013年4月8日，该组织头目艾布·伯克尔·巴格达迪宣布将叙利亚“胜利阵线”与“伊拉克伊斯兰国”合并成立ISIS，但“胜利阵线”鉴于“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残暴行为曾对此予以否认。
    2014年初，ISIS占领安巴尔省省会拉马迪以及安巴尔省重镇费卢杰；2014年1月，ISIS控制了叙利亚北部重镇阿勒颇的大片区域以及东北部的部分省份，其令人发指的残暴行为令叙利亚反对派和民众强烈不满，但仍有不少中小规模的反对派武装基于对ISIS的恐惧而加入了该组织。
    最后，ISIS是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失败的产物。在美国占领军在伊拉克的十余年间，其主要精力和经费主要用于安全投入，而政治和社会重建始终举步维艰。从策略上来说，美国完全排斥前萨达姆政权势力参与伊拉克重建，导致在政治重建中必须倚重什叶派势力，依据教派和族群结构进行分权，致使被边缘化的逊尼派群体成为ISIS等极端组织的肥沃社会土壤。
    从伊拉克政府方面说，马利基政府过于倚重什叶派，加剧了什叶派和逊尼派少数群体之间的宗派紧张。2012年以来，逊尼派恐怖势力和极端组织针对什叶派的恐怖暴力袭击不断发生，构成了伊拉克恐怖袭击事件的典型特征。当前的形势只是伊拉克长期存在的教派冲突恶性激化的产物，这也正如《时代》周刊的评价所言：“今天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教分裂故事的最新一章。”
    伊拉克危机影响堪忧
    首先，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体系面临严重危机。伊拉克危机继续发展的直接可能性后果之一是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崩溃和瓦解，并将与叙利亚危机交互作用，导致东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版图发生变更。曾担任伊拉克驻联合国副大使的费萨尔·伊斯特拉巴迪表示，“伊拉克作为一个国家即将崩溃”；美国《时代》周刊则断言“伊拉克作为民族国家的解体看起来已成事实”。
    中东地区民族国家体系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东地中海地区国家的疆界基本上是根据1916年英法秘密签署的《塞克斯—皮科协议》划定的，严重违背该地区的人文地理特点，该地区复杂的教派和族群矛盾在国家间关系中的相互渗透，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破碎性，致使“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几乎没有真正的外交关系，而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政治的一部分”。而伊斯兰主义以宗教认同超越现行国家疆界建构教法国家的政治诉求，则使整个中东伊斯兰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面临严峻挑战，并挑战现行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体系的世俗性质。
    其次，中东地区的教派矛盾和地区格局将更趋复杂。中东变局发生以来，宗教与世俗的矛盾、温和伊斯兰力量与保守伊斯兰力量之间的矛盾、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矛盾不断加深，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的强势反弹都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而伊拉克教派冲突将进一步凸显教派关系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以沙特为中心的逊尼派阵营和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较量将更加复杂。伊拉克政府指责逊尼派极端势力得到沙特支持恐怕并非空穴来风，因为伊拉克恰好处于“新月地带”的中间环节，如果ISIS建国梦想成真，什叶派新月地带将因此被肢解。伊拉克乱局对伊朗来说可谓喜忧参半，伊朗既面临新月地带被肢解的危机，同时也面临深度介入伊拉克事务、借机改善与美国关系的机遇，但这一切都将为沙特和以色列所忌惮。
    最后，美国中东政策面临严峻挑战，政治影响力再遭侵蚀。2003年伊拉克战争完成了对萨达姆政权的更迭，同时也使美国陷入在时间上仅次于越南战争泥潭；在奥巴马任内，“结束两场错误的战争”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轴，致使在撤军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美国于2011年完成了从伊拉克撤军，并将于今年完成从阿富汗撤军；也是在2011年，在西方大国和地区国家的支持下，叙利亚反对派与巴沙尔政权的内战愈演愈烈，使叙利亚成为“基地”组织和ISIS扩充实力的大本营；2014年以来，在美国撤军不到三年后，ISIS的异军突起使伊拉克面临崩溃和解体深渊。伊拉克局势的演进完全摆脱了美国的剧本设计和导演控制，其结局已经看不到“民主改造”的任何影子，而伊拉克解体和崩溃很可能成为近三十年来美国伊拉克政策的终曲。伊拉克的悲剧仍将继续上演，但美国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却渐趋模糊。
    从整个中东事务来看，美国与俄罗斯角力叙利亚的失势、俄在乌克兰问题上对西方的痛击（俄获取克里米亚半岛增强了俄对大中东地区的掌控能力）、美国伊朗政策和叙利亚政策引发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强烈不满、巴以谈判的举步不前，当然更有当前棘手的伊拉克危机以及今年撤军后阿富汗局势的考验，这一切都预示着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影响力将继续沿下行曲线运行。以色列学者评价指出，美国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美国无法按照美国的想法打造一个伊拉克，美国也无法重塑中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