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丢失香港地区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是内因在起作用。
    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已完成工业革命，开始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的极盛时期。而当时的中国，没有近代工业，只有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没有一公里铁路。中英两国的国力存在明显的差别。
    但弱国并非一定不能战胜强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弱国是可以战胜强国的。不过清政府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从乾隆后期开始，清王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大地主、大官僚大量兼并土地，民不聊生。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命与英国人谈判的琦善就占有25000亩土地。为官的只知贪赃枉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军队纪律松弛，武器装备也十分落后。更严重的是，由于闭关自守，从皇帝到一般官员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他们不知英国在何方，更不知该国的具体情况。这样不能知己知彼的皇帝和官员打起仗来，自然必败无疑。尽管在清朝官兵中，也出现过林则徐、关天培等代表民族正气的英雄人物，但他们不占多数，得不到清政府的有力支持，因而不能扭转大局。英国侵占香港的历史告诉我们，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香港同胞的爱国精神
    英国侵占香港地区以后，并未能割断香港同胞与祖国内地的联系。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中，香港同胞都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是香港能够顺利回归祖国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仅以中法战争期间的罢工、“新界”人民武装抗英、辛亥革命、省港大罢工、抗日救亡运动为例，反映出他们对祖国始终如一的深挚的爱国精神。
    1883年12月至1885年3月，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在香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884年9月，在中国内地反帝爱国运动的影响下，香港船坞的华人工人拒绝修理在福州被中国军队击坏的法国船只。船民们也拒绝为法国人运送货物。香港法院认为船民们没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为法国人工作，对他们处以罚款。船民们被法院的无理行动所激怒，于9月30日开始罢工。大多数船民驾船驶向九龙和油麻地。岸上的搬运工人也参加了罢工。香港港口的一切工作皆陷于停顿。在西区和华人居住的街道上，搬运工人要求人力车夫不要运送外国人。警察朝人群开枪，打死一人，打伤多人，逮捕多人。各行各业的工人普遍参加了罢工，连屠户也不例外。罢工一直延续到10月6日。
    1899年4月，因英国武力接管“新界”，世世代代劳动生息在这片土地上的中国居民在爱国乡绅的带领下组织起来，展开了英勇的抗英斗争。4月15日，英军香港团队一连士兵在大埔墟强行登陆。“新界”居民和前来支援的深圳居民共数千人聚集山坡，“开挖坑堑，拒阻英兵”。他们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使用土枪土炮从各个山头猛烈开火，打得英军狼狈不堪。抗英志士还先后在林村和上村抗击英军。
    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和同盟会曾先后在香港建立重要机构，使香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成为革命运动的一个指挥中心和活动基地。从1895年香港兴中会建立至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的16年间，孙中山直接策划的南方10次武装起义，就有6次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此外，兴中会会员谢缵泰策划的洪全福广州之役也是以香港为基地进行的。在上述武装起义中，香港既是指挥和策划中心，又是经费筹集与转汇中心、军火购制与转运中心、海内外革命同志的联络与招募中心，也是每次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的避难场所。在此期间，香港爱国知识分子和商人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贡献不可低估。
    香港工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香港海员为改善生活待遇，反对英帝国主义压迫，举行过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香港后，香港同胞（特别是香港工人）反帝情绪高涨，前后有26万工人参加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省港大罢工使英国在经济上受到沉重的打击。由于罢工工人实行封锁，香港的输入输出，1925年仅为1924年的一半，税收锐减。航运业也受到极大影响。1925年与1924年比较，到港船数和吨数都大大减少。由于清洁工人罢工，街上垃圾堆积如山，香港成为“臭港”。
    香港各阶层民众自始至终关心和支援祖国抗战。“七·七事变”后，在香港以援助抗战为宗旨的社会团体纷纷成立，总数不下数十个。这些团体广泛开展活动募集捐款。如香港学生赈济会从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通过街头卖花、卖物会、义唱、义演、节食活动等方式，募集港币两万余元。1938年8月，香港的“八·一三”救国献金运动开始于九龙深水埗的瓜菜小贩，而后范围迅速扩大，取得了献金百万的巨大成绩。1938年10月，香港同胞将庆祝双十节宴会款项改作捐募寒衣，香港76个商团联合募集寒衣36万件。其他赈济团体、学生界则举行赠旗募款，采购寒衣及防毒面具等活动。1938年底，香港九龙“新界”司机总工会的工人师傅，走遍港岛、九龙和“新界”，筹集港币四千余元购买了前方急需的救护车及药品，开车前往桂林捐献给八路军。
    香港民众援助祖国抗战的另一种形式是组织救护队、回乡服务团等。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上海中华医学会会长牛惠生博士呼吁香港中华医学会支援上海抗战，得到热烈响应。施正信医生、冯庆友医生等20余名医护人员组成香港医疗护理队开赴上海，到设在公共租界的收容伤兵医院工作一个多月。1938年10月下旬，中共东南特委通过香港党组织，在香港地区组织了15个救亡工作队回惠阳参加抗日工作。工作队成员日后成为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基本队伍。
    香港问题的终结
    香港问题是19世纪英国政府实行侵华政策的产物。非法行为不能产生合法权利。中国人民历来强烈要求收回香港。
    反对不平等条约，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国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研究建国后的大政方针时，就已决定把香港、澳门一类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留待时机成熟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面对严峻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审时度势，提出对香港要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即暂不考虑收复香港，但应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中国政府坚决贯彻这一既定决策，并采取一系列有利于香港、澳门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的政策和措施，在经济上建立了互利互惠、两受其益的关系，为日后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