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最初的来源，包括“六艺”在内的官书（注：这些官书，本来只是当时的国家档案，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古书。但是在早期，档案与古书并没有一个静态的标准。所以，我们既可以称之为最早的古书，也可以说它们是古书最初的来源。）无疑是首选。这一点，汉代刘歆很早就意识到了。他的诸子出于王官论，虽然是指诸子之说出于王官，但他的判断前提就是诸子之书出于王官书。班固后来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的小序中说得很清楚。当然历代以来的学者也有不同意见，近人更是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如果从古书形成的角度来看，诸子书出于王官书一说应当是不刊之论。其中，它与“六艺”中的《尚书》、《春秋》即史乘类古书最为密切。
    诸子书与史书的关系，很早就有人注意。清代章学诚曾经这样总结道：“大抵《汉志》不立史部，凡遇职官、故事、章程、法度之书，不入六艺部次，则归儒、杂二家；故二家之书，类附率多牵混，惜不能尽见其书，校正之也。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诸子是也。若职官、故事、章程、法度，则当世之实迹，非一家之立言，附于儒家，其义安取？故《高祖》、《孝文》诸篇之入儒，前人议其非，是也。”[1]卷三《汉志诸子第十四》对于《汉志》不立史部，很多人把它归结于当时史书不多故附于《春秋》之下，其实并不是这样。章氏在此指出，史书或入六艺略、或入诸子略。应该说，当时古书分类并非依文体而分，也不作明确的内容区分，而是依官学与私学来划分，大体六艺为官学、诸子为私学。后世提出“六经皆史”，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六艺”的原初形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诸子未尝不是史。
    我们认为，子书从史书出，可能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如同礼崩乐坏，史书散于野，卿士大夫亦衰落，于是后世诸子旁取先世诸子之言行，加以己意，故子书别行而“古书”形成。
    一、诸子书与国史之关系
    先谈诸子书与国史书的关系。这里，我们主要以《左传》、《国语》和《战国策》三种书为例。
    《左传》本来是《春秋经》的传注，由于其多补史实，历来就是重要的先秦史书。古人有“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之说，唐代刘知几在《史通》卷二《载言》中论《左传》时却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虽然该书言事并举，但记言的比重更大，其中以记春秋各国卿士大夫之言行为最。书中所记的言论直接或者间接成了后世所传的诸子书比如《管子》、《晏子春秋》的内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左传》是春秋时期各国诸子言行的总集。不过由于是编年体史书，所载言论极为分散，人们难以发现它与诸子书的关系。我们知道，诸子书起先多为对话体，而这正是《左传》言事合一的体例特点。无论是从材料相似还是从著书发展的角度看，《左传》对诸子书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关于《国语》。三国吴人韦昭曾说：“其文不重于经，故号曰‘外传’，所以包罗天地，探测祸福，发起幽微，章表善恶者，昭然甚明，实与经艺并陈，非特诸子之伦也。”（《国语解叙》）这说明，汉人通行的观念仍旧以《国语》为诸子书。又如《战国策》。该书在《汉志》中入《春秋》类，宋代晁公武最先将其归入子部“纵横家”，元代马端临说：“历代以其记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明代焦竑也依此把它划入纵横家。对此，章学诚以“互著”之例来解释，他说：“以刘歆、任宏重复著录之理推之，《战国策》一书，当与兵书之权谋条、诸子之纵横家，重复互注，乃得尽其条理。”[1]卷二《郑樵误校汉志第十一》权谋中有《苏子》，纵横家有《苏子》、《张子》等。何晋在《战国策研究》中专辟“论《战国策》非史著”一节，同意入纵横家。
    另外，马王堆汉墓曾出土过《春秋事语》，李零在《出土发现与古书年代的再认识》一文中说：“‘事语’与‘诸子百家语’即子书也有关系，例如《管子》中有《大匡》、《中匡》、《小匡》，《小匡》即采《国语齐语》。这种记诸子言语行事的体裁有时也叫‘春秋’，如《晏子春秋》。还有刘向《新序》、《说苑》列在儒家，虽然增加了‘小说家言’的色彩，但毕竟是‘采传记行事’而著，自有所本，与《国语》、《战国策》在性质上仍有相近之处。”[2]P28-29晋人又辑有《春秋后语》，与《战国策》大体相仿。马王堆汉墓还出过《战国纵横家书》，其内容也与《战国策》相似，有些篇目完全一样。整理者将其定名为“纵横家书”，显然考虑到该书实际上是采传记言行而成的，可以直接视之为诸子书。
    秦焚各国史记，史书至汉初多有散佚，转而存于诸子书中，如《吕氏春秋》、《韩非子》、《淮南子》等。李零解释道：“史是以实录性质的官修史书为主体。这种史，虽然自古有之，但东周以来大多亡佚，残存者已入于诸子之学，是靠诸子之学传下来。”[2]P41-42这种情况，恰好反映了诸子书与国史的关系密切。反过来，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早已指出：“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
    拿《韩非子》来说，像《说林》这样的篇目其内容完全是杂取上古史料汇编而成，与以论带史诸篇不一样，而后者正是对前者的发展。章学诚论《吕氏春秋》时指出：“《汉志》入于杂家，非也。其每月之令文，正是政令典章后世会典会要之属。”在他眼中，《吕氏春秋》也是史书。他又说：“后世故事之书甚多，不物张苍所次章程而已也。就诸子中掇取论治之书，若《吕氏春秋》、贾谊、董仲舒诸家之言，部于首条，所谓道也。其相治典章故事之属，附条别次，所谓器也。”[1]卷二《补校汉艺文志第十》在此，他总结了这类书“道”与“器”并存的特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论”与“史”。诸子书正是从史书出而又有所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