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后期尤其是五代时期中央机构中的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御史台、国子监与翰林院等部门，均对担任这些部门的职官或学生收取礼钱，其中三省收取的称光省钱，亦称光署钱，御史台则称光台钱，国子监称光学钱，翰林院称光院钱。皇帝举行重大祭祀活动时，也向各地藩镇征收助礼钱，或者称为大礼钱，并且形成为一种长设的制度。这一制度影响颇大，并为宋朝所沿袭。关于这一问题目前极少有人研究（注：惟有张国刚的《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一书中的第261-265页涉及过光署钱与光台钱，其认为唐代的光署钱就是五代的光省钱和光台钱，本文观点与其颇有不同。该书由台湾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本文试对其再做进一步地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助礼钱及其渊源
    有关这一制度的史料多见于五代时期，唐朝的相关史料反倒极少，说明这一制度主要盛行于五代时期。如唐哀帝天祐二年（905）七月“辛酉，赐（朱）全忠《迎銮记功碑文》，立于都内。全忠进助郊礼钱三万贯”。[1]（《旧唐书》卷20下《唐哀帝纪》）这种钱便是藩镇向中央进贡的协助皇帝举行南郊大典的经费，至于其始于何时？史籍缺载，不好论定，但肯定早于天祐时期则是无可置疑的。五代时期凡皇帝举行南郊祭祀均向各地藩镇征收助礼钱，这种钱通常由各地藩镇主动进献，但有时皇帝也派人赴各地催征，据《新五代史》卷26《李仁矩传》载：“明宗祀天南郊，东、西川当进助礼钱”。助礼钱数额的多少没有统一的规定，通常视各地藩镇的经济实力而定，有时皇帝也规定数额，如“（天成）四年，明宗将有事于南郊，遣李仁矩责（孟）知祥助礼钱一百万缗。知祥觉唐谋欲困已，辞不肯出。久之请献五十万而已”。[2]（《新五代史》卷64《后蜀世家》）东川节度使此次则进献了10万缗钱。[3]（《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可见这种助礼钱的数额还是不小的。不过这只是一种特例，因为当时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与东川节度使董璋均有割据跋扈之心，后唐朝廷已经有所觉察，因此才在南郊祭祀时向其催征巨额钱款，借以削弱其经济实力，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数千贯至数万贯不等，如后唐天成三年（928），“西川进助大礼钱五千万、白熟布十万匹”。这里所记的五千万，即5万贯钱。其他官员也可以进献这种助礼钱，如这一年“前北京皇城使李继中弟侄三人进马二百五匹、金器八百两、银万两、家机锦百匹、白罗三百匹、绫三千匹、绢三千匹。继中者，故昭义帅嗣昭之子。少有心疾，其母杨夫人自潞州积聚百万，辇于荆州私第。继韬之叛，没之于官。庄宗南郊，助太平赏给”。[3]（以上见《册府元龟》卷169《帝王部·纳贡献》）李继韬为李继忠（中）之兄，在唐庄宗时任昭义留后，因为反叛其家产被没收入官，其母杨氏贿赂宦官及皇后，遂释而未治罪。从“庄宗南郊，助太平赏给”一句看，当是李继韬及其母在庄宗南郊时，以助礼钱的名义进献过钱财，遂得以发还家产。
    诸侯助天子祭礼为自古以来的通例，并非始于唐五代，如“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助祭”。[4]（《汉书》卷25上《郊祀志上》）西周实行宗法制，天子为大宗，即宗子，诸侯为小宗，即支子。宗子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5]（《日知录集释》卷14《祭礼》）因此诸侯助祭不仅是掏一点费用的问题，而是体现了高下尊卑的宗法关系，关系到维护和巩固天子统治地位的大问题。《史记正义》引杜预语曰：“郑桓公友，周宣王之母弟，封郑，有助祭泰山汤沭邑在祊。”[6]（《史记》卷4《周本纪》）这是诸侯助祭的一个实例。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九月，“列侯坐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夺爵者百六人”。服虔曰：“因八月献酎祭宗庙时，使诸侯各献金来助祭也”。如淳曰：“《汉仪注》：诸侯王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皇帝临受献金，金少不如斤两，色恶，王削县，侯免国。”[4]（《汉书》卷6《武帝纪注》）这是诸侯没有很好履行助祭职责而受到处罚的一个典型事例。唐朝前期没有实行藩镇制，国家统一，中央政府财力丰厚，故未实行此制。后期尤其是统治末期，藩镇纷纷割据，朝廷财力匮乏，然必要的祭祀活动又不能中止，于是便只好沿袭古制，借助于藩镇的资助了。五代因袭唐制，遂使这一做法更加制度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后世不再实行宗法制度，因此唐末五代的这项制度表面上看只是体现了一种经济关系，但实质上更多的则体现了君臣之间的政治关系。
    二、诸司礼钱之名目
    唐五代中央诸司所收取的各种礼钱，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故事依据的。早在东汉时就有这种先例存在。汉灵帝中平六年（189），“灵帝欲以（羊）续为太尉。时拜三公者，皆输东园礼钱千万，令中使督之，名为‘左驺’。其所之往，辄迎致礼敬，厚加赠赂。续乃坐使人于单席，举缊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资，唯斯而已。’驺白之，帝不悦，以此故不登公位”。[7]（《后汉书》卷31《羊续传》）东汉时期出现的这种现象，被后世视为一种卖官现象，如桓范说：“灵帝置西园之邸，卖爵号，曰礼钱。钱积如屋，封涂漆书”。[8]（《太平御览》卷836《资产部十六。钱下》）灵帝卖官之事并不仅此一例，据杜佑记载：“灵帝悬鸿都之榜，开卖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人钱五百万，以买司徒。其子钧曰：‘大人不当为三公，论者嫌其铜臭。’则刺史二千石迁除，皆责助理官室钱，大都至二三千万。钱不毕，至自杀”。[9]（《通典》卷11《食货十一·鬻爵》
    唐五代时期的这一制度却与卖官鬻爵无关，最初只是官员升迁后宴请同僚的一种费用，至五代时才成为中央诸司的一项经常性收入。据《旧唐书》卷179《陆扆传》载：“（乾宁）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斯例。扆拜辅相之月，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可见光署钱是陆扆用来宴请三省新同僚的，而光院钱却是其用来宴请翰林学士院旧同僚的费用。从“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一句看，这种做法并非始于乾宁三年（896），至于始于何时，史无记载，不得而知。自从翰林学士院收取光院钱后，其他机构也纷纷仿效，皆设定例，所谓“仍定例。将相各二百千，使相五百千，观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盐铁二百千，户部一百千”。[10]（《唐会要》卷57《翰林院》）文中所提到的度支、盐铁、户部，均指新任这三个部门使职的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