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略》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史籍专科目录，表现在历史文献方面，更表现在史学批评方面。它除了著录史书外，还收集了古代文人学者的有关评论，对宋以前的官、私史书及史家、史风、修史制度都有专门论述。因此，《史略》又是集宋以前史学评论之大成的专论集。
    《史略》卷一专列“诸儒史议”一项，收集了扬宏、班彪、班固、范晔、刘昭、张辅、葛洪、裴骃、王通、司马贞、刘伯庄、韩愈、柳宗元等20位文人学者对《史记》的批评，都是各代有代表性的评论。卷二著录其他史书时虽取消了“诸儒史议”这一目，但同样收集了有关批评，这些言论涉及到各个方面，展示了史学批评的全貌。下面试归类摘要说明。
    （一）史书的表达
    我国古史书是叙事的，所谓“史者，叙事者也”。因此，史书的表达就离不开叙事的技巧。《史略》中收集了许多被誉为良史、有良史之才的史家史书，其共同点之一就是善叙事。班彪以为，太史迁“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文质相称”（见《〈史略〉校笺》第8页，以下所引，凡出自该书者，只注页码），是良史。崔浩誉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正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第51页），其他如孙盛《晋阳秋》“词直而理正”（第84页）、干宝《晋纪》、“简略”、“直而成婉（第89页），咸称良史。可见，“善叙事”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包括简洁、有条理、质朴、含蓄、真实等，表现了史家对形式美的追求。“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史书文采的有无是历史知识能否传播的决定因素，如唐代李翱在《答皇甫湜书》中所云：“近世史官才薄，不足以发扬高祖太宗列圣明德”；而“前汉事迹灼然传在人口者，以司马迁、班固叙事高简之工”。（第72-73页）
    （二）史书的体例、体裁
    所谓体例，是指史书内部组织结构秩序和外部形式上的规范。它反映了史家的是非判断、人物褒贬，故至关重要。柳芳编《唐历》，“不立褒贬义例，为诸儒讥讪”。（第108页）。 高似孙则以为范晔《后汉书》体例不明，“若薛季宣之忠毅，而概之以酷吏；郑众之严明直谅，而概之以宦者；蔡琰忍耻妻胡，概之烈女”（第43页），其失尤多。史例不断变化，“古之为例简，今之为例详”，且“事有出于常事之表，则创例亦新、用志亦艰矣”（第124页）。
    体裁是史书的表现形式。发展至宋，我国史书已有纪传、编年、典志、纪事本未等体。对史体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前两者。皇甫湜推崇纪传体，以为“首尾具叙录，表里相发明”（第16页）、却斥荀悦编年体的《汉纪》“强欲复古”、“善语嘉话、细事详政，多所遗矣”（第91页），为作者所反驳。
    （三）史料的选择
    考察历史要借助第二重客体史料，因此，分析综合和选择史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司马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说明他考察历史的方式是收集天下传说资料加以研究，被班固所非议，以为“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但后者同时也肯定他“涉猎广博”（第9页）。 所选的史料要服务于治史宗旨“善足以奖劝，恶足以鉴戒”（第11页），中流小事无足用。因此古人选材时特别强调真实。如王劭著《隋书》“多采迂怪不经之语”，致使隋朝善恶之迹堙灭无闻（第70页）。但正统的“异端小说，咸所不取”（第136 页）的原则所排斥的不仅是灾异祥端之类，还包括野史、杂史，这就不足为训了。
    （四）史书的思想
    古史在叙事的同时还追求思想性即“史义”。孔子作《春秋》乃“经义之大宗”。史义一方面表现为寓褒贬于论断之中，所谓“微言大义”，一方面表现为作者对史实的评价即史论。史义是史书发挥社会功能的手段，故成为史学批评的一把尺度。班固黜《史记》，根本原因是其“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第10页）。一句话，没有以儒家伦理道德作标准。而《汉书》因“旁贯五经，上下洽通”而受称赞。对史义的重视加强了史学的政治色彩和资治作用，使史学得以占据崇高的地位，得到极限的发展；同时也给史学带来桎梏，成为禁锢史家思想的牢笼。
    （五）史家的撰史心态
    史家作为史学的主体，在史学实践中当持何种心态？《史略》没有从正面阐述该问题，但不乏对史家的议论。班固对史迁诸多不满，然非常推崇他“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风格，谓之实录。这其实也是对司马迁据事直书精神的肯定。葛洪也赞马迁“辞旨抑扬，恶事不避”（第12页）的精神，誉为一代之伟才。汉唐官方盛传史迁“以身陷刑之故；微文讥刺，贬损当也”，郑覃则批驳此说，认为“迁所述非过言”（第7页）。可见， 他们都肯定司马迁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古人对史家撰史心态的要求。
    （六）史学宗旨及社会功能
    这个问题在古代史学批评中可以说得到了广泛关注。司马迁推崇《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借评《春秋》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进一步将《史记》宗旨概括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第7页）。 荀悦在《汉纪·序》中也提出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第87页）。这些都是古代史学史上阐述史学宗旨的著名观点。同样，对史学之作用的议论也普遍。如范頵称陈寿《三国志》“有益风化”（第51页）。唐太宗是历史上的明君，注重史学，认为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第69页）正因为史学有此功能，故古代历朝重视史学。
    以上仅就《史略》的部分材料加以概括，但其内容之丰富由此可见一斑。从史书形式、内容、思想到撰史心态无不充其中。当然，众多的议论就事论事，零碎而不成系统，但其价值亦在此。我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自觉意识萌发得早。从孟子“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的论断，到史迁关于史学的诸多论述；从班氏父子评价《史记》到刘勰作《文心雕龙·史传篇》，对史学的探讨不绝如缕。唐代刘知几《史通》出，体大精深，成为一代史学批评名著，引人瞩目。然于历代文人学者之批评却少有总结者。《史略》正填补了这一空白。如果说，《史通》代表的是宋以前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点即最高水平的话，（注：刘知几在史学史上有超过前人的成就，但缺点亦多。白寿彝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48页语：“它（指《史通》）最大的缺点，第一是很少从历史的发展变化上看问题。第二是缺乏对历代史学家史学思想的重视。”可作为《史通》代表“点”的佐证。）那么《史略》展示的是一个面即一般水平。作者所选的是各代有代表性的言论，可谓各代的点。众多的点汇成了面，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般看法，更赋予普遍性，且与史学实践关系更密切。只有点、面结合，方能勾划出古代史学批评的立体图。从这个意义上看，展示面的《史略》对史学批评的贡献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