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史略》之作，本因史著层出不穷而易散佚，故“各汇其书，品其旨意”（第1页）。说明作者不是简单地编排资料，而有自己的倾向。在著录史书时，或引他人言，或申己之主张，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史略》又是高似孙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不乏中肯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关注史学风气、修史制度
    《史略》中常有对史学风气的论述。著魏晋史书时，作者指出：方是时，“士爽乎用，史堕乎守，几于国异政、家殊俗类”，“各书一时之事”（第56页）。这实际上是对魏晋时期政局纷乱、私人修史者剧增现象的总结。在议论史学风气时，尤注意揭露曲笔现象。后晋相桑维翰执政时，轻视贾纬之为人，故不甚见礼。贾纬怀恨在心，“及叙《维翰传》，称维翰身没之后，有白金八千铤”。后为人所讥，“乃改为‘白金数千铤’”（第98页）。这是褒贬任情、记注不实的一个典型。而所谓实录，也时有不实。作者认为，实录乃国史之基础，史非籍实录无所措其笔削，故实录不实势必导致史书失真。造成实录不实的，原因之一是利害关系使然。韩愈撰《顺宗实录》，“说其中事颇切直”，反为内官反诬，累朝有诏修改（第99页），改真为假。实录所依的起居注也不可信，如二三年后采于传闻，耳目已隔，说三事犹两事虚谬。这些弊端当与修史制度有关。但作者并没有就此否定修史制度。如唐代官修《隋志》极有伦类，本末兼明，原因就在于“区处各当其才。颜、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学，故但修纪传，而十志专之志宁、淳风”（第71页），分工非常合理。说明修史制度如运用得当，亦具优势。
    （二）重视明辨史体
    《史略》中常见作者对史书体裁的议论。他既肯定纪传体的优点，又能客观地评价编年体，以为荀悦《汉纪》“专为正史繁博而作，辞约则事必省，事省则史必精，编年之体，难乎其详且细矣。”（第91页）这与唐代皇甫湜一味否定编年体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透露了宋代史学发展的信息。纪传体发展至宋，弊端丛生，而以往为人所忽视的编年体重新被认识，形成编年体复兴的状况，恰与高氏主张相佐证。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其他史体特征、优劣的揭示：史典，“典之为书亦几于纪事省而辞约者”（第113页）；史表， “善乎班固之言曰：‘缀续前记，究其本末，表举大分，别而叙之’”（第114页）；史钞，“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第117 页）这些均可谓持平之论。南宋袁枢从钞书入手，创纪事本末体，即史钞有功之明证。而从理论上对诸多史体加以论述，《史略》之前尚无。
    （三）提倡泛滥群籍、博采众长之风
    在对史书的批评中，值得注意的是高似孙对史书取材的看法。他批评“异端小说咸所不取”的《册府元龟》“所遗既多，亦失明白”（第132页）。特别推崇《通鉴》用工处“固有用史，用志传，或用他书，萃成一段者”，为功切矣，所采取亦博。在《纬略》卷十二《通鉴》条也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还借《容斋随笔》之语论《通鉴》引用杂史之意义：广泛引用杂史的《通鉴》所叙事皆本末粲然，“则杂史琐说家传，岂可尽废”（第132 页）。高氏编制大型史著和史注引用书目，其出发点也与此相一致，即：打破当时学者轻视杂史的偏颇思想、提倡泛滥群籍博采众长之风。
    《史略》中的这些思想既继承了刘知几的主张见解，又有所发展，可谓对史学史的又一贡献。尤其是作者对史书取材的看法，不仅在当时有纠偏拨正之作风，在今天也不失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史略》作为一部成熟的史籍专科目录，既是史学发展的结果，又是对史学某些方面的创新。它既为后人整理历史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又集宋以前史学批评之大成，展示了古代史学批评的一般水平；同时渗透了作者高似孙的史学思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宋史学发展的状况，从多方面对中国古代史学史做出了贡献。正因为如此，日本学者石田肇称之为“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之一”。（注：石田肇：《高似孙〈史略〉研究》，见《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诚然，《史略》一书缺点很多，如体例不纯，一事数出，作者思想也有迂阔之处，但瑕不掩瑜。尤其是在古代史学史著作不多的情况下，它能促进对古代史学史的总体研究，具有一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