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仕的经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经学著述甚多，其中以《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及《国故概要》三书成就最高，均为指导研究古代学术的门径之作。而三书之中，尤以《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为最突出。该书是为南朝末年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序录》所作的注。吴承仕在对本书所作的批注中指出，《经典释文序录》产生于经学史上承前启后的时代，借助它，可以了解唐以前经学发展沿革的基本线索。本此目的，他在本书中详征博引，叙述和考证了群经的兴衰以及经学史上这个重要时期的重大事件和主要人物、著作，其中不乏精辟的议论。本书可看作是一部唐以前的经学发展史，以其论述的深入和资料的详博，在为数不多的经学论著中独具特色。
    吴承仕是以研究“三礼”著称的。在《三礼名物》一书中，他对《仪礼》、《周礼》、《大戴礼》及《小戴礼》的相互关系，剖析至为精确，并提出了“礼之事类有四：曰礼意、曰礼制、曰礼器、曰礼节”的见解。
    章太炎对吴承仕的“三礼”成就是十分赞赏的，说他“能明三礼名物，最为核实。”（注：拙编：《吴承仕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234页。 ）陆宗达先生称颂道：“检斋先生遵循古文经学家实事求是的精神，从文字训诂上来考订名物，又通过名物来说明古代制度；在方法上重证据、重发展，实在是近代礼学不可多得者”。（注：《吴承仕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皆非溢美之词。
    吴承仕对我国古代学术的研究极为广博。在经学、小学、史学、诸子、《三礼》、《春秋》、《论语》、《尚书》、《诗经》、道藏、佛经、诗文以及戏曲小说诸方面，都有很大建树，特别是对于经学及小学研究的成就尤为显著。他先后撰写著述150余种，计约200万言。其中重要的有《经学通论》、《经典释文序录疏证》、《国故概要》、《周易提要》、《淮南旧注校理》、《尚书三考》、《三礼名物略例》、《六书条例》、《公羊徐疏考》、《蜀石经考异叙录》、《说文讲疏》、《历代尺度表》、《读南北史札记》、《论衡校释》、《初学因明处》等数十种（注：关于吴承仕的著作，黄寿祺先生曾作文介绍，参见《吴承仕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26-139页。）。在经学、文字学研究方面，已可以说是得心应手，所著非凡了。章太炎称许吴承仕之书，谓其“于学术既能缜密严理，所得已多”；“校正《释文》，极为精当，视臧氏《经义杂记》有其过之，无不及也”、“……此类精审之处，皆昔人所未到”[按：《释文》指《经典释文》，臧氏指清经学家臧琳]、“仆于《石经》古文所不解者数事，得君发明，此一事涣若冰解矣”、“得《经籍旧音辨证》、《论衡举正》二种，足下于旧音用功完密，所发正五百余事，洵为精善”、“及吾门得辩声音训诂者，其惟检斋乎！”章太炎晚年所著《新出三体石经考证》中，其他人均未提及，唯独引用了吴承仕、黄侃之说。章氏对吴承仕学术成就的推崇由此可见一斑了。
    二
    作为一位硕学鸿儒，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始于30年代初。起初由范文澜介绍他读《共产党宣言》。“九·一八”以后又在进步学生齐燕铭、张致祥等人的帮助下，更广泛更系统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德意志意识形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谈谈辩证法》等，努力去寻求真理，从中接受新的思想，汲取力量的源泉。这位钻研古籍数十年，蜚声海内的经学大师，读这些新书，如读中国的古经典一样，也是眉批旁注，丹黄满目。此外，还涉猎了莎士比亚、歌德、高尔基等人的著作。他在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时写道：“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某哲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说以后，才把政治、经济、历史等等研究部门，奠定下科学的基石。”（注：《吴承仕文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 243页。）
    吴承仕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以后，他力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来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他说：“我企图着将旧来研究所得的材料，用一元论的历史哲学，从事于中国社会发展史中之某一部分工作，以实践来证明理论，这当然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注：吴承仕：《竹帛上的周代的封建制与井田制》，载《文史》一卷三号，1934年。）。吴承仕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任务，显然是旧的国学未曾涉及又不可企及的。他在国学方面原有极为深厚的素养，如今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他的学术研究便闪发出新的光辉。
    吴承仕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这段时间，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日益趋于腐朽没落的时期，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由蚕食中国进而企图灭亡中国，妄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时期，故他以抗日救亡为职志。他在《启蒙学会宣言》中写道：“现当民族危机迫于眉睫的时候，只有集中一切力量，作抗敌救亡的决死战，才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注：《吴承仕文录》，第249页。）所以，吴承仕在这段时间里， 除了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抗日救亡斗争中去以外，还积极帮助进步青年学生出版书籍，创办刊物。自1934至1936年，他和他的同事、学生一道，创办过《文史》、《盍旦》、《时代文化》三个进步学术刊物，除担任繁重的组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等事务工作外，还先后用黄学甫、虞廷、汪少白、少白、大白、非白、绍伯、孙之桓、夏雍、白、记者等十多个笔名，撰写过数十篇文章，有时一期杂志上有他不同笔名的文章三、四篇。此外，如《经济学报》、《文化动向》以及《时代周刊》等刊物上，也都发表有吴承仕的文章。吴承仕这一时期的文章，概括起来，其特点有五个方面：
    第一、力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观点研究古代经学、礼制、哲学和语言文字。吴承仕接受前人“六经皆史”的观点，但他和许多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一样，不只是消极地保留历史资料，而且要通过这些资料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从而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实现的必然性。他在经学中特别重视研究《三礼》，准备将三礼名物的材料整理出来，考订真伪，作成系统的论述，名之为文献检讨篇；再比较异同，确定中国历史某时期的经济形态相当于哪一社会发展阶段，名之为史实审定篇。（注：《吴承仕文录》，第72页。）他认为在古代典籍中，“礼”是直接表现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因而也就足以反映当时的经济基础。他更认为研究《三礼》应自丧服始。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者对于丧服应认识的几个根本观念》一文中说：“丧服的整个表现，无疑的是某时代某种经济社会的一个意识形态，换言之，丧服中诸条理，是宗法封建社会中一种表现人伦分际的尺度，同时即是后来研究古代亲属伦理的一个最适用的钥匙。”（注：《吴承仕文录》，第13页。）在讲解《丧服传》时，他说：“服制是一方面表现为嫡庶贵贱，亲疏远近，另一方面从服制的升降隆替，能寻绎得社会阶段的演变和权位财产继承权之所本。”（注：《文史》创刊号，1934年。）他对于《孟子》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说也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在《五伦说之历史观》一文中他指出：古代宗法制度、纲常名教以及对于五伦宣传说教的先秦旧说汉儒新义都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那一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如出一辙的支配者对于被支配者的最好的麻醉作用”，要用“变的观点”即科学的方法“研究它的缘起、演进、变迁种种过程以及它与当时社会适应的缘故”（注：《吴承仕文录》， 第227页。）。这些说法无疑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也正是吴承仕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跃进的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