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我先前提到的，坚持美国例外论的困境之一在于我们有时还没有完全懂得我们所讨论的事物是什么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些事物作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了。许多美国历史学家至今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美国之所以例外是因为美国有众多的民族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中国不也是有许多不同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内吗？不同的民族和群体生活在同一国度，讲不同的语言，信仰不同的宗教和遵循不同的历史传统，这一点美国并不特殊和例外。我们只能说美国多元种族和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与其他国家的类似过程是不同的。
    王希：除了写作和教学之外，您还同时扮演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在公共历史教育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您是如何看待历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之间的联系的？
    方纳：我的确希望发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尽管我也意识到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我相信作为学者我们有责任与更为广泛范围的读者分享知识的成果。我的著作有一部分是为专家写的，如我的《自由的立法者们》一书就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书，目的是帮助研究重建史的学者了解黑人与那个特定时期的美国政治的联系，普通读者对此不一定感兴趣。（注：埃里克·方纳：《自由的立法者们：重建时期黑人官员指南》（Eric Foner,Freedom's Lawmakers:A Directory of BlackOfficeholders during Reconstruction），纽约，1993年。 ）但另一方面，我也力求用一种为并不是专门研究史、但对历史拥有浓厚兴趣的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来写作。我最近出版的《美国自由史话》就是属于这一类著作。即便是我研究重建史的专著，虽然是一本典型的学术著作，有成百上千的脚注，但能拥有相当一批普通的读者。（注：埃里克·方纳：《重建：美利坚未完成的革命，1863 - 1877 》（ Eric Foner,Reconstruction:America's Unfinished Revolution,1863-1877），纽约，1988年。该书的简写本以《重建简史》（A Short History ofReconstruction）为名于1990年出版。）在该书出版后的12年里，许多人--相当一批人并不在学术圈子工作--都来听我关于重建的讲座，并且告诉我他们读过我的重建史。许多黑人听众--其中也包括那些文化程度看上去并不很高的黑人--也告诉我同样的事。这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因为这本书能够为没有受过专门史学训练的人读懂，它所包含的研究成果因此得以传播更为广大的公众。我认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把这样的工作当成很重要的事来做。
    我有时也给《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和《民族》（The Nation）这些报纸杂志投稿，也应邀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当历史学家作这样的事情时，要紧的是记住你此时扮演的是哪一种角色。我给《民族》杂志写稿时，我的角色不仅是一个历史学者而且同时也是一个公民，我写的是我作为一个公民的意见。我有可能在写作中会涉及到历史上的问题，但我不坚持我在此讨论的历史是一种“绝对的真理”，我的观点是带有历史感的，但只是一家之言。在民主社会，人人有权表明自己的观点，但如果历史学家声称因为自己是研究历史的而对政治问题具有某种特殊的洞察力，那就错了。举个例子，在弹劾克林顿总统的辩论中，有的历史学者经常引用历史研究的结果来证明克林顿总统是否应该被弹劾。我从不发表这样的意见。对克林顿是否应被弹劾，我有自己的看法，但我不认为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和意见仅仅因为我是研究历史的就一定比其他人的观点更有价值和说服力。如果一个人要真正懂得弹劾或其他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他必须懂得这些问题是怎样出现和发展到目前这个地步的。正是因为我觉得建立和普及公众的历史认识十分重要，我才决定接受电台电视台的采访，并为报章杂志写一些短文。由于公众的历史知识贫乏才对于历史表现出许多误解，人们太热衷于将历史简单化了，历史学家有责任来努力将正确的历史知识告知公众。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教学活动，一种在教室外的教学。
    王希：在成为历史学家的道路上，谁对您的影响最大？
    方纳：我的父亲是一个历史学家和教师，最近刚刚去世。（注：方纳的父亲是杰克·方纳（Jack D.Foner）（1910-1999）， 早年曾在纽约市立大学任教，1941年因参加左翼活动被迫离职，并被列上政治黑名单而长期无法获得正式教职。在这期间，他的研究没有中断，并以工会和社区为讲授历史的课堂。直到1976年，杰克·方纳才被科比尔学院（Colby College）聘为教授，并在那里任教至1982年退休。1986年， 科比尔学院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赞扬他长期以来为“反对种族主义”作出的贡献。杰克·方纳的主要著作有：《美国历史上黑人与军队的关系：一个新的观点》（Blacks And The MilitaryInAmericanHistory; A New Perspective），纽约，1974年；《两战间的美国士兵：军队生活与改革》（United States Soldier Between TwoWars:Army Life And Reforms,1865-1898），纽约，1970年。）由于美国生活的一些特殊情况，他不仅在大学当过教授，而且也在各种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教过书。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教师，他对历史充满了激情。我在两个方面深受他的影响。一方面是他本人在美国黑人史领域内的前沿研究。在我成长的年月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许多在学校学不到的美国史知识，尤其是有关美国黑人的历史。我当时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内战和重建的许多观点，在今天已经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可在当时却是被主流历史观所排斥的，当时学校的课本里也学不到这些内容。父亲对我影响深刻的另一点是他在教学时非常注重教会学生认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他常常告诉学生，只有懂得历史才能懂得现实；为了看清麦卡锡年代，人们必须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发生的“恐红”（Red Scare）运动，或者更早时候出现的惩治叛乱法案， 以及美国历史上其他镇压不同意见的时刻。不了解废奴运动、奴隶制和重建，一个人不可能真正懂得民权运动。历史与现实之间一直在进行一种连续不断的对话。这是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教历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