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界关于史学危机的讨论见仁见智，从未间断。而关于危机表现的不同看法和克服危机的各种尝试，则使西方史坛呈现出一派纷繁复杂的景象。不少新史学家认为这种危机是正常现象，是新史学发展中的危机，它表明新史学正酝酿着重大的转折。
    在复杂多样的变化中，有两个变化最值得注意：一，新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挑战。这两者彼此是有联系的。
    先说第一点。研究方向的转变有个过程。如果说在80年代已有所表现的话，那么在90年代就更明显了。从现象上看，这个转变反映在：有意识地放弃不久前还热衷于对广泛的科学体系和全球性解释公式的构建，具体研究重点已转向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有限的历史。到90年代，更明确地强调要研究个人（个性）、独特性和突发事件。在理论上提出，首先要注意的不是“长时段结构”（不论是意识形态结构、文化结构、心态结构还是经济结构），而是要注意历史上的“当事人”（不论是“普通人”还是“伟人”）的社会实践。换言之，研究的中心已不是超个人的力量，不是结构本身，而是个人对结构的解释以及不同的个人及每个人所固有的特征。
    这种转变从深层看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向。首先，它反映出史学乃至人文科学发展过程中的变化。那就是对人文知识认识论基础的修正，其表现是急剧地改变了对科学性原则的认识。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中社会科学化的风气已明显减弱。与此相联系，从史学内部看，不仅社会科学史学、布罗代尔的结构功能史学已有成为明日黄花之感，而且新兴起的历史人类学也已影响大减。过分偏重宏观结构研究的社会科学史学因为对历史学特性的忽视而引起研究方向的改变，这还容易理解，何以历史人类学这时也遭到尖锐批评呢？这是由于历史人类学虽然旨在研究人的知觉和行为的特点，但这些人指的是在某个社会或某个社会团体里的人，强调的是他们的知觉和行为如何受该社会的“限定”。这里的决定论因素遭到了批评。此外，不少历史人类学著作选择的题材的边缘性以及同时性分析大于历时性分析等问题也都遭到了批评。总之，对历史人类学的批评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实践，对实现人类学准则的具体形式注意不够。历史人类学的革新已被提上日程。
    另一种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历史学的发展趋向是如何确定对个体现象的研究和对群体现象的研究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如何结合历史的微观研究方法和宏观研究方法。这个问题虽然早已存在，但经过前一时期宏观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由此带来的明显弊端，这时不仅使历史研究出现向微观研究的转变，而且把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十分突出地提了出来。可以说，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和所作的种种努力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决定西方史学今后的主要走向。
    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转向微观研究的具体表现有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微观史学的出现。微观史学虽然着重研究微观现象（个人、个别事实、地方事件等），得出具体的或局部的结论，但重要的是，这个具体的结论应该通过对个别现象的确定来加深对整体结构的认识，也就是通过对微观现象的研究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其次是历史人口学和社会史的变化。历史人口学在60至70年代的法国相当有影响。当时历史人口学研究的不是超个人的力量，而是生死、婚姻、生育等重要生存问题。但它依靠的是大量的统计资料，并与社会经济动态的分析紧密相联。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中，它无法摆脱决定论方法和进化论方法的羁绊，并且过分重视群体的人口行为。这样，随着风向的转移，到80年代对历史人口学的兴趣已大为减退。直到90年代中期，情况才有改变。这是由于历史人口学的革新。它的研究方向已转向研究日常的社会实践，如家庭史和家庭的不同成员在具体的生活条件下的人口行为，而不只是群体进程。社会史在70至90年代的法国一直经受着危机。它的传统就是对社会经济的群体进程和社会结构进行相互联系的分析。到90年代，对它的批评更为集中，但同时却出现了革新了的“新社会史”。与过去不同，新社会史不把社会看成是“长时段结构”，而是“社会过程参加者相互作用的产物”，是“这些过程的当事人的社会实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在法国兴起的“新文化史”。近期史学中出现的许多方法论上的变化在它身上都有体现，如对历史人类学原有范型的修正；对个别微观团体及其中的个人的社会文化实践的特别重视；特别注重研究具体生活环境和“短时段”等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当前西方史学研究方向的变化：与过去对全球结构的客观分析不同，现在转向研究集团的和个人的具体实践；与过去把个人看成是与其对立的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中间成员”不同，现在个人本身、他的知觉、他的独一无二的主观性、他的独有的选择，都成了中心范畴。也就是说，历史不再被看成是超个人力量的“测量步伐”，而是具体的人和社会团体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局不是被事先注定的。而历史学的注意中心就是各种独特情势的总和，具体的个人正是在这些情势中自觉不自觉地选择自己的行动路线的。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研究方向的转变只是当前西方史学变化的一个方面。实际上，80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如对史家与史料的相互关系性质的理解、历史认识的对象和方法、历史知识的性质和内容、历史知识的叙述形式以及历史文本的解释等等，都有根本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后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潮。它在西方国家，例如美国、法国、英国、德国的反响也不一样。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挑战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对历史现实的概念提出怀疑，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推论的实践构建的。二，认为语言并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成意义、决定思维和行为的主要因素。因此，话语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决定由它建立的文本的内容。这样既对过去的历史文本和当代的历史叙述能否符合实际地构建过去提出怀疑，又向历史学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更深地理解历史，更多地考虑客观性标准和自己的史学创作，因为历史学家已不能满足于读懂史料，而要解读史料所用的语言背后的意义。三，由于抹杀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四，对历史认识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怀疑，最终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主权提出怀疑。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迫使史学家去重新思考有关自己的职业、有关历史学在人文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有关历史学内部结构以及研究任务的传统观念等问题。
    西方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反响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是声称“文本之外什么也不存在”，“语言之外的现实并不存在”；二是完全否定这种新倾向。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寻求妥协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介于两种极端之间的所谓“中间立场”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青睐，从者逐渐增多。不少学者认为，后现代主义以及它对历史学的挑战，虽然有其极端化表现的一面，但它的出现和产生影响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它所提出的和涉及的许多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
    后现代主义接触到的是历史学和历史认识中的根本难题，如历史构建的可靠性和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叙述和文学话语的作用和关系、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关系以及文本和语言等等。对这些认识论难题，新史学家早已意识到，并展开了持续的讨论。关于历史学科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也早在“语言学的转变”提出以前就认识到了。相继出现的分支学科及其相互渗透反映了这种调整。此外，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社会结构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研究兴趣向微观史学的倾斜，从超个人的结构转向个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新史学家对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探索和思考。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把历史认识中的难题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了出来。可以想见，这必然会促使历史学家更积极地去探讨这些难题，在史学理论领域和历史研究实践中作出更多的努力和新的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