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关于“陆军登户研究所”的事情我是最近知道的。那是在流览731研究所金成民所长的藏书时偶然发现的。在这本书之前，我虽然听说过“登户研究所”的名字，但是，它具体是干什么的等详细情况一无所知。可是在翻阅中我逐渐感觉到它的重要性，在向金先生询问时他对我说：“关于‘陆军登户研究所’的书我这里有6 本，都是从日本邮来的。因为是日文版的所以我看得也不是很详细。中国人现在还不了解‘陆军登户研究所’是干什么的。可能的话请您为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
    开始时觉得把自己刚刚知道还不熟悉的事情， 介绍给中国人是不是太没有自知之明了。后来又想与其什么也不做不如试一下，于是决定把我读到的内容介绍给朋友们。
    我所阅读的是书名处带有下线的6本书。当然还有其它类似的书，但是我认为通过这6本书就可以了解到“陆军登户研究所”的实质内容。
    1995年我通过731部队的历史，开始关注战争犯罪的问题。我觉得不能说只有自己已知道的社会上已经宣传过的事情才是重要的。对于秘密战的事情尽管它现在还不被世人所了解，但是做为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同样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基于这种想法我才有勇气开始写这篇报告。由于了解的内容有限，有待今后进一步补充完善。
    译者后记
    把日本人用日语说的话中国人用汉语加以整理，然后再由日本人翻译成日语。 这本书就是通过这么复杂的过程后出版的。日本人直接听取后加以整理的话一定很简单，通过这么复杂的过程出版正说明这本书的内容的复杂性和难度。
    当年日军曾在中国大地上以战争为借口犯下了种种灭绝人性的罪行， 就其残忍性和规模而言比纳粹党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这些事实，坦率地说，绝大多数的人是不知道的而且也是不关心的。战争结束五十周年的1995年前后，重新看待战争的气氛高涨起来了，迎接21世纪的时候又升高了，但是这种气氛还没有遍及到整个日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虽然那时还没有和日本建交， 但是中国政府从那时起就已采取了对抚顺战犯的宽大政策。在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又做出了放弃国家之间的战争赔偿这样的友好态度。可是日本政府对此态度非但不积极友好，而且20多年来一直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1972年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政府虽然表面说日中友好，但是却始终不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犯罪事实，致使时间白白流逝。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仅日本政府依然没有改变态度，而且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否认过去、歪曲历史事实的潮流。我想虽然中国人性情豁达开朗，但是面对这种情况也是不能容忍的。
    中国各地建有很多不忘战争时期遭受日本侵略的纪念馆， 其中一些被指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把事实告诉后人。具有代表性的有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的“九·一八纪念馆”等，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也被列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说明中国人绝对不会忘记曾经遭受侵略的事实。中国人到日本来寻访、听取原日本老兵对战争的体验，这样的活动是从1993年至1994年由原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的韩晓馆长开始进行的。1995年他和金成民研究员一起整理并出版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行见证》（第一部，第二部）。后来我把它翻译成日文《死前的真实告白》（上下卷），1997年由东京的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本书《七三一部队老兵的告白跨国取证》（中文版跨国取证），是从2000年至2001年在哈尔滨报业集团的协助下，以金成民先生为主的取证团再次到日本来，通过对原日本老兵的采访而总结出版的。中央电视台将这次采访的录像以专题报道的形式在全国播放，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金先生再次邀请我做翻译，其责任之大令我畏缩。
    中国人这样做的时候，日本人什么也没做吗？不是，虽然日本政府没做什么， 但是人民举行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想总结一下。
    战争当中，参加战争的士兵当然知道自己做过的事，但是无论做过怎么残忍的事，他也没有感到负有责任，因为那是在上级的命令下做的事。就是有人感到他所做的事违反了道德观念，他的这种想法在军队的强大压力下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会被完全无视的。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没有人知道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人们完全相信军部的宣传，只是祈祷自己的孩子、丈夫或父兄的安全。
    战争结束的时候，归国的士兵不想说他在中国做过或看到的事情。 那是他们不愿意提起的事情，也可以说他们都在关心今后将如何生活，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过去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恢复人性而归国的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的行为是犯罪，组织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写书反映了战争时候做过的事，想告诉人们战争的真实。但是这样的人数不到1000，不管他们说什么在绝大多数不相信的人当中都会被无视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中国人给的，下决心要把余生都献给日中友好事业。虽然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离开了人世，活着的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但是却一直坚持活动到现在。
    1962年历史学者家永三郎想把日军罪行编入到教科书中， 但是在教科书检定制度下得不到国家的通过。他在1966年和1980年一共进行三次投诉，但在没有得到完全的胜利时就含愤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