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凡71万字。我粗读此书之后，深感此书选题得当，材料丰富，结构新颖，考证精审，论述透彻，新意迭出，堪称佳作，因而乐书读后感以求教于同好。
    一
    放眼中国史学界，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国通史屡有出现；即使是同一类型的中国通史，又有不同单位不同层次的多种面貌；此外，还不乏各种断代史、专门史及人物传记等，却缺以中国范围内某一地区为中心的通史著作。然而要真正写好一部中国通史，应当以对全中国各个地区的通史研究为基础。只有深入了解了部分及其个性特征，才能更好地认识整体和把握其共性。因此，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正抓住了深化中国通史研究的契机，符合了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向。
    作为一部中国通史，应当是中国历史上的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与奠定祖国疆域、发展物质文明和创造精神文化的历史。但是，毋庸讳言，目前的许多《中国通史》都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究其根源，同若干《中国通史》的作者、编者并不熟悉我国古代各个地区的少数民族的族源、演变、社会结构、政治经济状况、文化思想特征等有密切关系。余太山同志主编的《西域通史》，对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在西域及其周围的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了详细的阐述，内容涉及在西域建立过政权的所有少数民族的族源、迁徙经过、迁徙原因、征战状况、统治方式、政权形式、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思想和宗教艺术等诸多方面。不仅理清了长期来许多迷离不清的疑难问题，还绘制了诸多少数民族政权的王朝世系表和疆域地形图，更提供了许多难见的史料。因此，像这样的《西域通史》，无疑有助于丰富《中国通史》的内涵，有助于改变只写汉族通史的偏枯状况。归根到底，有助于把一部《中国通史》真正写成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的历史。因此，《西域通史》的问世。将会在加强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工作方面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基于这一点，我期盼着《东北通史》、《漠北通史》、《岭南通史》、《巴蜀通史》、《齐鲁通史》、《吴会通史》等这样一批地域性通史的出版，并盼其尽可能地各自发掘诸少数民族在该地区性通史中的作用和地位。
    毫无疑问，《西域通史》这一选题，较之上述其他地域性通史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与作用。这是因为：第一，“西域”这个地理概念，屡见于我国古代史籍，在进入历史时期以后，这个地区不是被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政权所直接统治或间接奴役，就是受我国古代中原王朝的直接管辖或有力控制，从而使中原王朝的统治、经济、文化、思想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至深且钜，致使它同中原王朝之间具有融为一体而不可分离的传统关系。因此，研究西域通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诸王朝共同经营和开发西域的历史，研究西域成为我国不可分割部分的形成史，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意义。第二，由于西域具有扼中西交通咽喉的特殊位置，就使该地区成了中国古代通向外部世界的必由孔道，特别是在航海不发达的古代是如此。因此，研究西域通史，实为研究中西交通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所必需。时值今日，在欧亚大动脉即将开通之际，回顾历史上中西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客观需要、互利状况和存在问题等史实，对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促进我国同中亚乃至西欧诸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加速新疆地区乃至整个大西北和中原地区的现代化经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三，由于西域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就使西域既是中西交通的孔道，又是中西经济、文化的交会点。基于此，就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问题：中西文化交会之后，虽然彼此间的吸收和融合是主流，但有没有彼此间的冲突与不和？在经过了短期冲突之后，又是如何彼此吸收和融合的？彼此吸收和融合之后，又产生了那些新型的文化？这些新型的文化，对中国古代中原文化和古代中亚诸国乃至西方世界的文化产生了什么影响？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无疑是西域通史研究的重要内涵。因而对西域通史的研究，其作用与意义显然不限于对中国史的研究，甚至可以说关系到对整个中亚史和世界史的研究。第四，一部自秦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后的中国历史表明：中原王朝政权的强弱与盛衰，都同其对西域地区的经营、开发和控制的程度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历史上的西域地区又是中亚、南亚及漠北游牧政权经常觊觎甚至企图直接染指的地方。基于此，就表明对西域历史的研究有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指导国防决策的重大作用，这就是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
    该书除其选题有上述特殊重要意义外，就其内容而言，也有其明显的成功、精到之处。质言之，约有如下诸特征：
    第一，引述宏博，资料翔实。
    中国古代史籍对西域历史的记述，虽然古老的《穆天子传》就已有反映，但其所载似乎还算不了信史。从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才步入关于西域的信史时代。因此，在此之前西域史料极为贫乏。可是《西域通史》的作者在谈到史前时期的西域历史时，采用了关于西域地区的中外考古资料，引述考古发掘报告及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达65部之多，经过作者自己的辨析，基本理清了史前时期西域的人种、文化类型和社会面貌等方面的状况。该书对汉代以后的西域历史的研究，除了充分利用中国正史中有关西域的史料外，还广泛搜集了古代私人著述之涉及西域者，也运用了各种宗教的经典及相关资料，更吸收了中外学者关于中亚史、西域史和各种死文字的研究成果，以该书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来说，引书达68种之多；以第四编“突厥汗国及其对西域的统治”而言，也引书达80种；第五编“唐代的西域”，引书达118种；第八编“蒙元时期的西域”，引用书目及研究论文达159种。全书合计，除重复书目外，引用资料接近千种。加上引用史料的严肃性，从而构成该书引述宏博，资料翔实的明显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