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志》亦曰：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
    故钱穆在其所著《刘向歆父子年谱》中（注：钱穆：《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便将刘歆奏《七略》事系于哀帝即位之初、改元建平之前（案成帝死于绥和二年三月，至翌年始改元）。至建平元年，刘歆请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博士，遭到今文博士反对，于是刘歆上《移让太常博士书》以切责之。
    我们举出上述史实，目的在于说明，《周礼》虽于成帝时被发现，后又著于《录》《略》，然不但未引起当时统治者的重视，亦不为刘向、歆父子所重。刘歆争立古文经博士并不包括《周礼》，其《移让书》中亦未言及《周礼》。刘歆所最重视的，是《左传》，故《刘歆传》说：“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并加以研究，为之做解说，这也就是贾公彦《序废兴》引马融《传》所说“多锐精于春秋”。所以《周礼》自被发现后，除前所说河间献王组织人编写的《周官传》四篇外，不见有其他研治者，故《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周官经》六篇，前世传其书，未有名家。”
    《周礼》真正被重视，并被立学官，是到了王莽时候的事。《汉志》“《周官经》六篇”下颜《注》说：“王莽时，刘歆置博士。”这“王莽时”具体指什么时候呢？史无明文。然据史料分析，当指王莽居摄时。据《王莽传上》，平帝元始四年曾“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这里载明立《乐经》博士，而未及《周礼》。而下文紧接着记王莽征“异能之士”，其中才提到通《周官》者。这时《周官》尚未改名《周礼》，而这时才征求通《周官》的人才，显然当时尚未立博士。到元始五年，《周礼》仍称《周官》（见本文第一节），是亦尚未立博士也。直到居摄三年，莽母功显君死，刘歆与博士诸儒78人议功显君服，才赞扬王莽“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亦见本文第一节所引）。这“发得”二字尤其值得注意：《周礼》一书明明是刘氏父子从秘府中发现而加以著录的，何以又称王莽“发得《周礼》”呢？可见这“发得”二字不能简单地以理解为发现，而应该理解为特加宣扬、提倡。康有为说：“‘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为《周礼》大行之始，故特著焉。 ”（注：《新学伪经考·汉书刘歆王莽传辨伪第六》， 中华书局1956年版。）这是说得不错的。可见这时《周官》不仅已经改名为《周礼》，列之为经，并且已经立了博士，否则不会把“发得《周礼》”作为王莽的一项功绩来加以颂扬。这就说明，《周礼》之立博士，大概与改名同时，都在居摄年间（公元6-8年），即所谓“王莽时”也。王莽为什么要重视《周礼》呢？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为王莽“加九锡”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见《春官·典命》职文），既加九锡，其居摄称帝才能顺理成章。那么，既然是王莽重视并“发得《周礼》”，颜《注》又何以说是“刘歆置博士”，荀悦《汉纪》又何以说“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呢？这是因为刘歆当时职典羲和，是文化教育方面的主管官，王莽有某种想法或要求，必然要讽示并通过有关官员去做，所以立《周礼》博士的事，当然要由刘歆来付诸实施（注：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四节。）。
    《周礼》虽在王莽时立博士，但好景不长，随着短命的新莽政权的覆灭，王莽所立诸古文经博士，自然也就被废弃了。但《周礼》学却在王莽时期有了一个突出的发展。由于史书缺载，尽管我们不能指出具体的史实，但自王莽居摄年间立《周礼》博士，到新朝灭亡，也有十六七年的历史，这期间由于博士的讲授，生员的研习，自可为《周礼》学的传播打下基础。且自平帝时，郡国及县、道、邑、侯国以至乡、聚皆立学，以普及经学教育（注：见《汉书·平帝纪》元始三年。）。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又进一步扩大太学的规模，“为学者筑舍万区”，“益博士员，经各五人”（注：《汉书·王莽传上》。）。据《汉书·王莽传上·补注》载沈钦韩引《御览》五百三十四所引《黄图》说：“五经博士领弟子员三百六十，六经三十博士，弟子万八百人。”可见当时官学发展规模之大。又由于王莽特重《周礼》，上之所好，下必甚焉，《周礼》学在王莽时期必然有一个相当规模的传播发展。刘歆由好《左传》转而研治《周礼》，就是趋同王莽所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到了东汉，《周礼》博士虽废，然民间的传习，依然延绵不绝。据《序废兴》引马融《传》说：
    遭天下仓卒，兵革并起，疾疫丧荒，（刘歆之）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阮校说当作“传”）相证明为解。逵解行于世，众解不行，兼揽二家为备，多所遗阙，然众时所解说，近得其实……至（年）六十，为武都守，郡小事少，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书》、《诗》、《礼传》皆讫，惟念前业未毕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补之，谓之《周官传》也。
    据马融说，王莽时刘歆《周礼》学之弟子甚众，然皆因遭时丧乱而死丧，只有里人杜子春尚在，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其学于郑众、贾逵，郑、贾二人皆著有《周官解》，马融又兼揽郑、贾之学而著《周官传》。是可见杜子春乃两汉之际《周礼》学承传的关键人物。然马《传》的说法也颇有一些问题。如说杜子春是刘歆的“里人”（同乡），就不可信，因刘歆生长在长安，与河南缑氏县相去甚远，这一点王葆玹先生已经正确地指出了（注：《今古文经学新论》第三章第五节。）。但王先生又疑杜子春“未必是刘歆的弟子”，则疑所不当疑。因为马融《传》上下文的意思十分明白，说刘歆“弟子死丧，徒有……杜子春尚在”，这就清楚地说明杜子春是刘歆弟子的仅存者，正常的理解是不应产生歧义的。又，马《传》未提及郑众之父郑兴，而《序废兴》引郑玄《序》述东汉《周礼》的承传，就首先提到郑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