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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国号新解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姜维公 姜维东 参加讨论

国号作为国家或王朝的标志,通常具有命名的鲜明性与使用的稳定性。有辽一代则不然,曾多次反复用“辽”、“契丹”为国号,为何会出现这种与常理相悖的现象,长期以来殊无的解。对于这种现象,学者通常多以揣测之辞解之,因史籍记载之阙略,率能成一家之言,而难成为学界共识。笔者在研究《辽史·地理志》时发现契丹曾一度以箕子正统自居,其改易国号,与这种正统观的变易密切相关。盖辽起于朔漠,建立封建王朝后,势必要为民族起源、王权承接寻找合理之理论,以厌服人心民意。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舍弃《周书》以来契丹源于炎帝之说,确立契丹祖源于黄帝,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为契丹族的“黄帝”,算是解决了民族起源问题。[1]如果设想辽太祖在取得燕云十六州后去世,则考虑其王朝的承继之由,必然要承接北魏之衣钵。①因其舍东部鲜卑宇文氏之炎帝说,转而取北部鲜卑之黄帝说②,固然出于托神改制的直接政治需求,也为宣扬王朝传承之由埋下了伏笔。辽太宗初期未有改易国号之举,直至破石晋后始改国号为“辽”,其逐鹿中原之意昭彰耳目。但耶律德光何以不踵其父足迹,取现成之“北魏名号”而转以陌生之“辽”为国号,则因其汉族智囊集团以为“元魏”亦不足以厌服汉人之心,故转而别寻渠径,以“辽”为国号,为契丹进取中原做“正统论”方面的铺垫;其后裔复以“契丹”为国号,此为契丹族保守派与汉族正统派斗争之结果,固无足论。至于辽道宗时复踵辽太宗故智,重改国号为“辽”,则是文化上颇为自信,自觉已能与南朝抗礼,宛如北魏与东晋之关系,故有改易国号之举。兹摭拾旧史,揭其隐覆,求教于方家。
    一、辽国号研究综述
    辽改易国号一事在《辽史》纪事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疏漏。清代学者赵翼是通过《东都事略》[2]409-413的相关纪事内容注意及此的[3]583,其后,在《陔余丛考》中也曾用“辽复号改号”一事来批评《通鉴纲目续编》体例的不当。③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也注意及此。④但清代学者没有继续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对于现代辽金史学者而言,辽频繁改易国号的原因以及辽放弃习惯的“契丹”国号而改名“大辽”的意义何在,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呕心沥血破译的历史之谜,也因此产生许多种解释及假说,兹为叙述便利故,简介于下:
    (一)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研究
    关于契丹国号意义的挖掘,有两方面的研究重点,一是“辽”、“契丹”二号的本义;二是“辽”与“契丹”两国号之间的关系。对于前者而言,一般解“辽”为“辽水”,解“契丹”为“镔铁”。20世纪30年代,冯家昇在《契丹名号考释》一文中曾详细考绎“契丹”、“辽”两国号之蕴义,认为“契丹”可解为“镔铁”,乃民族之号;“辽”则国号,得名于辽水。⑤冯家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先行者,所做的工作又十分细致,因此,此说一出,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当然,也有学者并不认同冯家昇的见解,如景爱就提出契丹与辽水的关系并不密切,辽朝统治者数度改易国号皆在本民族实力最强大时,故“辽国”一号,实得名于“辽远”之意。[4]35笔者不认同景爱先生的“辽朝至少九改九复国号”的观点[4]37,也不认同其改国号为“辽”是“辽远”的意思,从而寓托了其疆域扩张之志[4]41。关于契丹的族源地问题,学术界仍存在很大的分歧。⑥但笔者认为景爱反驳冯家昇一派的主张是有一定道理的,即“辽水在东丹国境内,不在辽朝的腹心地区,因此,辽朝以辽水得名一说既不符合事实,又不合情理,是不能成立的”[4]41。但无论是冯说的支持者,还是景爱等的新说,皆不足以惬人意,其以“辽”为国号的秘密仍未破解。尽管景爱等提出质疑,但传统观点仍以冯家昇、姚从吾等前辈提出的主张为正统,对于那些认同者而言,剩下的工作就是补充冯说之不足。冯说的支持者们认同冯家昇对辽国号的解释,认为辽与契丹的关系,正如元与蒙古的关系,前者是用于汉地,后者是用于全体契丹人。姚从吾、岛田正郎等都提出过类似的观点⑦,但共同的特征都是猜测的成分居多,立论的证据不足。所以,支持者多从找证据弥补前说缺略为主,像刘浦江[5]就把精力放在辽朝国号的改易上,他仔细考察辽代文献中汉语“辽”与契丹语“辽”的内涵,强调辽“双国号制”的意义。刘凤翥也在一篇论文中强调辽朝双国号的意义。[6]像佟家江、刘凤翥两位都曾主张契丹是改“晋”为“大辽”,而非改“契丹”为“大辽”。[7-8]尽管他们都认识到了此次改易国号与汉族有密切关系,但斤斤于辽太宗破晋改号的相关记载,遂得出如上结论。
    (二)关于契丹首改国号的时间问题
    关于契丹首次改国号为“辽”的时间,一般有937、938和947年三种说法。937年之说的支持者是尚铖。⑧938年之说的支持者是陈述。⑨947年的支持者众多,陈垣《廿二史朔闰表》就定契丹于947年改元。其后,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⑩、翦伯赞《中国史纲要》(11)、张正明《契丹史略》(12)、刘泽华等《中国古代史》(13)、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纲要》(14)等均如是说。
    937年是辽太宗延续其父天显年号的最后一年,也是辽取得燕云十六州之年,故尚铖认为耶律德光获得建立正统政权的资格,于是年改国号。938年,耶律德光改年号会同,蕴有四海一家之义,故《东都事略》纪其事时称有改元改国号之举,《契丹国志》从之。至于947年,则是辽太宗灭晋之时,《辽史》诸书记载其时有改元改国号之举。笔者的倾向也是947年,也就是说,在此之前,辽未能颠覆任何一个中原政权,仅取中原数州之地,尚不足认为其有染指中原止统之资格。而灭晋后,完全可以“承晋”之后建立一个正统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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