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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满：关于我们为什么要做区域社会史研究，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大的史学观念的问题。从3、40年代以来， 通过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形成了一个中国通史的体系，后来就很难突破这个体系。这并不是说这个体系不好，而是说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体系被教条化了，很难发展。这个通史体系的特点是过于强调政治性和意识形态的内容，根据这个体系编写的各级各类历史教材使历史学的从业者很难改变这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式。这种模式在全国都是统一的，其实我们都明白它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历史，各个地方都有它自己发展的可能性与活力。所以，就需要先把这个通史体系放在一边，到地方上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其内在的逻辑。这是我们之所以走到民间去，不在通史里面打转转的一个根本原因。其实，比较而言，按照传统的通史模式来做研究比我们现在下来搞调查、做区域社会史研究要省事。我们现在做一个地区、一个社区的研究要8 ～10年，要花的功夫更大。比如，1995年我在《史林》发表的一篇文章《神庙祭奠与社区发展模式》，就是花了10年的功夫，而且还是与国外的朋友合作的。像刘志伟，有好几个点都是花了10年以上的功夫，但到现在还没有完整的成果拿出来。所以，做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很不容易，要真正理解和找到共同的东西很难，当然要是做出来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在这种艰苦的探索中，我们越来越不满足于那种传统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似乎已经触摸到了一种新的对中国历史的解释，而且也认识到实际上有多种解释历史的可能性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