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甲骨学研究经历了“草创时期”（1899年至1928年）、“发展时期”（即1928 年至1937 年的“形成时期”）和“深入研究时期”（1949年至今）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甲骨学”的科学界定出现的却很晚。1988年9 月台湾出版张秉权的《甲骨文与甲骨学》一书，第一次较为全面地给甲骨学作了科学界定：甲骨学所研究的是甲骨文，但并不限于甲骨文字，凡是和卜用甲骨以及卜辞所涉及的一些有关的事项，都在研究的范围之列。
    基本与此同时，1989年6 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王宇信的《甲骨学通论》，也给甲骨学作了科学的界定：
    应该明确的是，甲骨文并不就是甲骨学。甲骨文只是商朝后期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和史料，它的科学价值，只有随着甲骨学研究的发展，才愈益为人们所认识。
    而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科，是甲骨文自身固有规律系统和科学的反映。正是由于甲骨学的不断发展，这些“断烂朝报”中所蕴藏的古代社会奥秘才被学者们--窥破。因此，我们不能把甲骨文与甲骨学混为一谈。
    可以说，直到甲骨学发展的“深入研究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78年以后的“全面深入研究”阶段，“甲骨学”的科学界定才“千呼万唤始出来”。为什么“甲骨学”的科学界定如此“姗姗来迟”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其一，学者们曾一度“把甲骨文与甲骨学混为一谈”。其二，是对甲骨进行多角度、全方位认识和研究更加自觉的反映。
    一、甲骨文与甲骨学的提出
    由于殷墟甲骨文典籍失载，因此学者们对它的名字是茫然无知的。或“按甲骨质料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龟”、“龟甲”或“龟甲兽骨”；或“按文字书写方法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契文”、“殷墟”、“书契”；或“按甲骨文的用途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贞卜文字”、“贞卜文”、“卜辞”；或“按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即将殷墟甲骨文称之为“殷墟文字”；或“将质料与文字结合起来命名”，由“龟版文”、“骨刻文”到“龟甲兽骨文字”。自1921年陆懋德发表了《甲骨文之发现及学术价值》以后，陆续发表了不少以“甲骨文”为题的论文篇名，此后开始称为“甲骨文”。1924年容庚发表了《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文中出现节标题《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1930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931年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93年董作宾发表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等。“虽然有的学者至今还沿用‘契文’、‘卜辞’称呼甲骨文，但正如胡厚宣先生所指出的：‘总之，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较恰当’”。“当然，‘甲骨文’一名为更多人所接受，是由于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展开以后，人们对殷墟所出的文字材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的结果”。此后，不少有影响的大型甲骨著录，如贝冢茂树《京都大学文科研究所藏甲骨文字》、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等等都以甲骨文名其书名了。
    “甲骨学”一名的提出则比较晚，是在“甲骨文”一名出现10年以后的1931年。周予同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关于甲骨学》，才使“甲骨学”第一次出现在学术界。其后，“甲骨学”就逐渐成为学者较为常用的名词了。诸如下列论述即是：
    1933年 布那科夫：《甲骨学之新研究》，《通报》32卷5期。
    朱芳圃：《甲骨学文字编》，商务印书馆。
    1934年 戴家祥：《评甲骨学文字编》，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二十五期。
    李星可：《甲骨学目录并序》，《中法大学月刊》四卷四期。
    1935年 郑师许：《我国甲骨学发现史》，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期刊》，第二期。
    陈竞明：《三十五年来的甲骨学》，《考古社刊》第三期。
    1936年 小川茂树：《甲骨学之新展开》，《东洋史研究》二卷二期。
    1937年 蒋大沂：《甲骨学小史》，《民报》，《上海市博物馆周刊》十六期。
    1943年 胡厚宣：《甲骨学概要》，《大学》二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