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严复曾被尊为“开通中国第一哲学大家”，他对中国近代的哲学和哲学变革的贡献和影响是多方面的。而历史观是严复哲学的主干，它对中国近代新历史观的形成，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不拟对严复的历史观作全面评介，仅就几个学界论述不多的问题零散作点评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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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董仲舒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命题后，这种不变论长期被视为天经地义，它严重扼制了中国人的批判、创新精神。到了近代，它就成为正在进行中的社会变革的巨大障碍。显然，不从理论上彻底否定它，中国的社会变革就难以展开。而对它最早作公开批判的则是严复。1895年，严复刚一登上政治舞台，就在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建言有之：天不变，地不变，道亦不变。此观化不审似是实非之言也”，它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结论。就天而言，“天枢渐徙，斗分岁增，今日逊古日之热，古晷较今晷为短”，天并非不变。就地而言，“炎洲群岛，乃古大洲沉没之山尖；萨哈喇广漠，乃古大海浮露之新地”，可见地也并非不变。至于“道”，只有像“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这类定理、定律才是不变的。“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却是“因时为制”，不断变更的，“因为不变，去道远矣。”[1]这番直接了当、毫不迂回掩饰的公开批判， 在当时无疑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给“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变论以沉重打击。它有力地证明，不论是天道还是人道都是在变的，中国古来的“治道”已不合历史潮流，到了非变革不可的时候了。
    继严复之后，谭嗣同依据王夫之“道不离器”的唯物主义道器观提出了“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的质问，康有为又提出了“世运既变，治道斯移”的命题。这些都是对道不变说的否定。我们虽无法证明谭、康的命题是否直接受了严复的影响，但它们的提出在时间上晚于严复则是事实。需要指出的是，严复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贡献和影响还不在于时间上先于他人，更表现在他对中国传统之道批判的彻底性上。固然，康有为、谭嗣同也主张对中国的封建制度作全面变革。他们不仅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重农轻商、维护自然经济的封建经济制度，又对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了猛烈批判。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对中国传统之道的核心--孔孟之道则采取了明显的保留态度。虽然，他们的意图是欲存其名而变其实，以旧瓶装新酒，但以“尊孔”为外衣则是事实。他们依然认为，孔子的学说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这在理论上就难以否定道不变说，同它划清界限。而严复则不然，他从一开始闯入思想领域便公开抛弃孔学的旧瓶，直接推销西学、新学的新酒。他不像康有为等人那样，以后儒为靶子迂回地批评儒学，将儒学所存在的问题统统归之于后儒，而是直接对儒经作批评，公开把矛头直指“六经五子”。他这样写道：“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赢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1]稍前， 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认为，“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2 ]将矛头直指“六经五子”，宣布他们对中国的衰微“责有难辞”，因而不适用于今日，这在当时实在是最大胆、尖锐的言论。事实上，“六经”才是中国传统之道的核心，只有揭示它的时代性，否定其神圣永恒，才可能彻底否定道不变论。而在当时的中国，只有严复有这样的理论勇气，并达到了这一理论深度。
    需要说明的是，上引严复的这些精采议论，在很长时期不为学界所知。其中，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批判，以及对“六经五子”的批评，系1895年5 月刊载在天津《直报》的名文《救亡决论》第三部分中的文字。但在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严复集》之前，这几段文字为各种版本的严复文集、文选所漏载。而“六经且有不可用者”一语，本是刊载于《直报》的另一名文《辟韩》中的原文，但后来上海《时务报》转载时，大约是嫌其过于尖锐，将它改为“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后来各种版本的严复文集、文选所收《辟韩》均据《时务报》，于是这句话也就长期不为人知了。直到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严复集》，我们才见到了这些至关重要的文字，这是很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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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近代，中国人了解进化论，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深入的变化过程。从一开始，严复便把进化论理解为社会向善论。基于不可知论，严复认为“宇宙究竟”等本体论问题“不可思议，不可以名理论证”；但他却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3]则是可知、可证的。 对此他坚信不移。严复认为，“背苦而趋乐”是人的本性，人类不断为“背苦趋乐”而奋斗追求，最后“终当背苦而向乐”[4]。对于人类未来的前景， 他是充满乐观的。由这种社会向善论带来的乐观情绪曾使一些人把进化简单理解为一个直线进步的过程，以为这样进化下去，人类便可以进入“尽美醇善之区”。通过对自然、社会、历史的观察逐步深入，特别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逐步有所了解，一些思想家开始克服这种认识上的简单化。他们渐渐认识到，人类文明进化是一个复杂过程，其中充满了对立双方相互交错、共生并居的复杂现象。说到这一认识的深化，人们自然会想到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以为这是章氏独家的学说，这是不确切的。其实，在章太炎发表《俱分进化论》之前，严复等人即已看到并指出了矛盾对立双方相互交错、“俱分进化”的现象。不同的是，他们并未因此而惊慌失措，悲观绝望，否定进化。因看到对立双方“俱分进化”而悲观厌世，否定进化，走向极端虚无主义，这才是章太炎的独家理论认识。
    早在1897年，谭嗣同在《仁学》中即已揭示了人类文明进化是一个“愈进愈阻，永无止息”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现象。他正确地指出，发展进化并不能保证不带来新问题；相反，在发展进化的道路上，旧问题解决了又会出现新问题，新的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对于这种进与阻的交错，应“统千百年之全局观之”，从中看到人类文明的总体进化，而不能因“小乱”而动摇进步的决心[5]。这无疑是十分卓越的见解。1906年初，严复更明确、 具体地揭示了这种对立双方“俱分进化”的现象。他说：“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人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6]举例来说，“如今之欧美，以数百年科学之所得， 生民固多所利赖，而以之制作凶器，日精一日，而杀人无穷。”[7] 这些现象，在章太炎之前，严复即已指出。但同是看到这一现象，两人的结论是不相同的。因看到“俱分进化”的现象，章太炎得出的是“进化之用无所取”的结论。在他看来，因为一切皆“俱分进化”，所以人类的种种努力均无济于事，只有最终消灭人类自身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才能彻底消灭苦与恶。显然，章的“俱分进化”论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底绝望的情绪。而严复则不然。他虽揭示了善恶苦乐“并居”、“同域”的现象，但又强调，人们只要纠正重智育轻德育的偏向，将德育置于首位，给予高度重视，而在求进步的变革过程中，变革者们不存私心，取审慎态度，使措施得宜，是会做到“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6]的。
    严复在章太炎之前便明确揭示了善恶苦乐“并进”的现象，这对纠正那种以为进化是单方直进的简单化认识是有贡献的。虽然，对于如何认识善恶苦乐“并进”的现象，解决这种相互交错的矛盾，严复的认识和主张谈不上深刻，尚缺乏系统的思考和回答，但与章太炎相比，他对进化的理解还是比较全面的。他既看到矛盾又试图解决矛盾，这对国人正确对待变革过程、前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坚定前进的信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