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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古代起，英雄史观就在中国思想领域有很大影响。到戊戌时期，由于康有为等人一直希望藉君权推行变法，藉孔子权威以“托古改制”，他们要强调君主意志能转移、改变一切，孔子为中国万世立法。这就使英雄史观影响更大。而严复则始终否认英雄人物创造历史，并从不同角度对英雄史观作了批判。两相对照，更显严复思想的深刻。
    宣扬圣人开启远古文明，这是中国古代英雄史观的重要内容。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到燧人氏教民钻木取火，有巢氏教民建筑房屋……，这一系列神话传说的主题，便是圣人开启文明。到唐代，韩愈作《原道》，对此作了系统论述。他宣称：“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并建立了礼乐政刑、城郭甲兵。1895年，严复刚一登上政治舞台，即以韩的《原道》为靶子，以尖刻的文字批驳了这种圣人开启文明说。他指出，同是远古人类，同受“虫蛇、禽兽、寒饥、木土之害”，何以只有圣人才有如此神通？“如韩子之言，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2] 这就对中国自古以来的圣人开启文明说作了有力否定。严复始终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一个自然进化过程。就自然界而言，是“始于一气，演成万物”，“万类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8]就人类社会而言，历史的主体是人， 历史乃是人类不断为“背苦趋乐”作追求、奋斗的活动而已。“夫民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刑政礼乐之大，皆自能群之性以生。”[9] 这些都是出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逐渐自然产生的。他认为，老子“明自然”，与进化论的基本精神相吻合，因此他表示，在文明起源这一问题上，他赞同老子的“自然”说。
    严复并不简单否认圣人即英雄人物高于常人的历史贡献。但是，他指出，圣人的作为是受历史制约的，他们只能回答历史所提出的课题，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任何人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改变、创造历史。为此，他专门论述了圣人与“运会”的关系。他说：“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既为其中之一物，谓能取运会而转移之，无是理也。彼圣人者，特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唯知其所由趋，故后天而奉天时；唯逆睹其流极，故先天而天不违。于是裁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后之人从而观其成功，遂若圣人真能转移运会也者，而不知圣人之初无有事业。”[10]所谓“运会”，即历史潮流、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圣人也是历史潮流的产物，因此他无法改变潮流。圣人所以伟大，只在于他能正确认识历史潮流，预测其发展方向，从而采取适宜而有效的措施，最终取得效果。在另一处他又指出，一时代的圣人只能提出和完成那个时代的任务，他的作为无法超越历史。所以如此，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思想观念难以超越社会存在。比如，“当宗法社会之时”，“虽有圣人，要皆囿于所习”，按宗法社会的观念、准则办事。严复又曾说：“夫一国之制，其公且善，不可以为一人之功，故其恶且虐，亦不可以为一人之罪。虽有桀纣，彼亦承其制之末流，以行其暴。顾其国上下，同游天演之中，所不克以自拔者，则一而已矣。”[11]就是说，统治者、执政者个人的功罪与社会制度，与所处的历史阶段有密切关系，一定程度上是由制度制约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公且善”，不可看作是少数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一人之功；东方封建主义的“恶且虐”，也不可看作是少数君主的一人之罪。封建暴君的罪恶，本质上是由封建专制制度派生的。
    严复又认为，圣人即英雄人物的作为、贡献、风貌又受所在国家、民族总体素质、水准的制约。他既产生并施展于那个群体，因此，他所能达到的水准与群体的总体水准大体是一致的。这便是所谓“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12]民众的素质、水准愈高，从中涌现的英雄便愈杰出；反之，从中产生的英雄势必比他族英雄相形见绌。而且，在全民素质、水准普遍低下的情况下，即使出现杰出人物出来推行“善政”，最终也势必“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13]，是难以持久、无法生根的。严复所以作这番议论，显然是要再次强调，当时的中国不应坐等少数英雄伟杰来拯救，而应关注全民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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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复历史观的深刻，还表现在他对刚刚传入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了比较正确的分析、评价。他既肯定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具有影响，但又指出它并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
    在中国古代，先哲业已注意到自然环境对习俗的影响。比如，北朝的《刘子·风俗》这样说：“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但中国古代哲人并未对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影响作系统说明，形成系统理论。在20世纪初，西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传入中国，国人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以为找到了一种可以科学说明社会历史的新理论。20世纪初，梁启超依据这一理论写了好几篇论文，以为各国、各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以至于民族性格的差异，都根源于地理环境的差异，都可以用地理环境来说明。而严复则对这种新传入的学说作了冷静的分析。
    孟德斯鸠是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主要理论代表。他在《法的精神》（严译为《法意》）一书中，系统阐述了社会制度、国家法律、民族精神均“系于气候的本性”、“土地的本性”的观点。严复翻译此书，自然介绍了这种学说，但是，他在按语中又多次对这种学说提出批评、质疑。严复指出，当今世界的许多实例，往往是“与孟氏之言相反”的。比如孟德斯鸠说：“高寒之国，其民俭于乐方，所以怡情者寡，至于温带稍增，而热带辄流于淫佚。”严复认为，所以有这种差别，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必尽由风土”的不同。“孟氏徒以其地之南北寒热当之，其例必易破也。”如“吾国燕吴分处南北，其地气寒燠，较然不同”，可是却不存在孟氏所说的那种差别[14]。再如，南洋群岛和中美洲地区“地利”条件都很优越，按地理环境决定论，这两个地区“其宜开化，而为世界先进久矣。何四千余年，寂寂无颂声作耶？”[15]孟氏认为，欧亚“二洲之自由多寡，强弱攸殊”系由气候的差异所决定，这更缺乏根据。严复正确指出，“论二种之强弱，天时、地利、人为，三者皆有一因之用，不宜置而漏之也。”孟氏“一切求故于天时”是不正确的。而在三者中，人为更显重要。严复认为，欧洲所以富强原因很多，其中自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以及中间外境文化的传入与交流便是一个重要原因。“使欧民无希腊以导其先，罗马以继其后，又不得耶、回诸教纬于其间，吾未见其能有今日也。”[15]这些案语说明，在严复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地理环境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它对社会发展会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往往是很大的。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传入，对于国人注意地理环境的影响，深入观察社会历史，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曾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这种学说试图用地理环境的影响来解释说明社会历史的一切方面，将它视为决定因素，显然是不科学的，最终势必陷入命定论。它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也不小。严复既通过翻译《法意》介绍了这一学说，使国人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有所认识，又通过案语对它的失误作了批评、揭示，从而多少抵销了因梁启超所作的肯定性介绍而造成的消极影响，这无疑有助于国人对地理环境的影响树立比较全面的认识。尚需说明的是，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为一种命定论，它对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孟德斯鸠认为，中国所以长期封建专制，是由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的。梁启超曾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说：“夫在疆宇寥廓之大一统国，则恒非专制不足以为治，势使然矣。”“由此言之，我国二千年不能脱专制政体之羁轭，实地势与时势使然。”[16]按这种理论，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既然是由地理环境造成的，那么它就是无法改变、至少是难以改变的，这样，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变革将成为徒劳无功之举，至少是难以收效的。严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所作的初步评析、批判，将有助消除这种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