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世纪后期外国史地研究的主要成就
    19世纪后期的外国史地研究同前期相比，其主要成就是为长期处在封闭隔绝、孤陋寡闻状态之中的国人推开了一扇了解和认识世界的窗户，为了沉闷窒息已久的中国社会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尤其是当时的外国史地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与现状，既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又对人们观念的更新与转变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作用。这包含了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向国人介绍了科学的地理观。
    由于古代中国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长期高于周边国家，所以给中国人造成一种错觉：即误以为中国居于世界的中心，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必定优于世界其他国家，是“天朝上国”。诚如利玛窦在《中国札记》所言：“中国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平而方的，他们深信他们的国家在地的中央。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这种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优越感和目空一切、虚骄狂妄的文化心态所构成的陈旧观念，既是地理观，又是文化观乃至世界观。它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人的觉醒，进而自觉、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自我定位，成为实行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之政策的理论依据。故鸦片战争后，要完成历史所赋予的向西方学习、以探讨御侮图强之救国真理的伟大使命，就必须破除这种封闭保守、愚昧陈腐的观念。随着《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著作的面世与传播，人们虽然很不情愿，但毕竟开始正视和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中国的地理位置并不在世界的中心，那个曾经拥有强大和辉煌的“天朝上国”已经成为过去，成为历史。相反，中国仅为世界的一员，除中国之外，地球上还有五大洲、四大洋和许多大小不等的国家。由于特定的时空及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些国家有着风格各异的历史传统、人文景观和政教习俗，可谓大千世界不乏神奇和精彩。这种观念的转变与更新，有助于激励和启迪人们逐渐走出古代封闭愚昧的误区，对外部世界从消极、被动的接受转向积极、主动的探寻，由此开创了一种了解外国、认识世界的社会新风尚，这在19世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第二，此时的外国史地研究向国人宣传了进步的科技观。
    在儒家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古代中国社会中，科学技术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而倍受冷遇和歧视，甚至被斥为“奇技淫巧”而屡遭压抑和摧残。这种观念及其做法既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对科学技术进行钻研和探索的热情和积极性，又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乃至后来落伍于世界发展潮流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是导致鸦片战争失败的直接原因之一。鸦片战争既是敌我双方刀兵相向、智慧勇敢的角逐与较量，更是东西方两种不同文明、英国和中国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和对话，它通过科学技术之竞争形式表现出来。鸦片战争的惨败，使先进的中国人既从中悟出“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又看到了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同西方列强相较所存在的巨大差距。当时他们将西方列强发达的科学技术称为“长技”，为了御侮图强，而提出了“师夷长技”的主张，目的是为了“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注：《魏源集》上册。）为了转变长期以来中国人对科学技术不屑一顾之肤浅陈旧的观念，此时的外国史地的研究者们对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不惜用大量的篇幅、以充分肯定的态度向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成就，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魏源于《海国图志》中，用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专门记述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这在以往的历史撰述中是罕见的。在谈到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时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而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于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工艺，返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注：《海国图志》卷十五、卷五十二、卷九、卷二、卷首。）他以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最后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成功事实，来说明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方面所产生的巨大而深远的作用。最后，魏源充满希望地指出：只要中国人能转变观念，虚心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即“因其所长而用之”，“东海之民”就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最终必定会赶上“西海之民”，并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
    黄遵宪通过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系统深入的考察和研究，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走上富国强兵之路，固然同“政从西法”密切相关，但也绝离不开重视和提倡工艺（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而欧美诸国能有今日的繁荣，也是由于经历了近代工业革命。西方近代的一切科学技术，悉建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基础上。由欧美反观中国，他痛心疾首地指出：中国之所以科学技术严重落后于西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士大夫“喜言空理，视一切工艺为卑卑无足道”，结果不仅使国人“于工艺一事，不屑讲求，所作器物不过依样葫芦，延袭旧式”，而且终致工艺“实学荒矣”（注：《日本国志》卷四十、卷三、卷二十七。）。对此，中国的士大夫是难辞“误国”之咎的。
    可见，外国史地研究与撰述，既向国人介绍了新的科技观，又在国人面前展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念，并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视为振兴国家和民族的一种方略，这无疑具有思想启蒙和解放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因为它既有助于中国人更新观念，及早走出轻视科学技术的愚昧肤浅的认识误区，又有助于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意识，激发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热情和积极性，并在学习的过程中加深增进对世界的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