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自从国家产生以来，就有了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伴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越来越多。国与国的关系，自然也就从两国之间的双边关系，扩大到三角、四方以至多边关系。这样，就会不断形成某种国际关系的格局或体系。
    从比较完整和正规的意义上说，16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近代国际关系体系，乃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构筑的第一个全世界规模的国际关系体系。然而，在近代以前，古代世界中也曾在不少地区产生过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于东亚地区、自汉代直至晚清的“华夷秩序”（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信夫清三郎认为“华夷秩序”存在的时间，限于我国明代（1368-1644年）。黄枝连先生将这一古代国际关系格局称为“天朝礼治体制”，进行深入探讨。参见《天朝礼治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就是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一个。
    今天，对于这个以昔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进行一番剖析，不仅深具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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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夷”秩序的形成、发展、兴盛与衰亡，乃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迄今为止，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雏形的或比较成熟的、地区的乃至全球性质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包括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国际关系体系在内，没有一个有如“华夷”秩序那样源远流长，一以贯之。
    正本清源，所谓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它所界定的，主要是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华夏族体同今日中国境内的其他族体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一切问题。上古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口不多，华夏族体尽管在不断发展、壮大，占有黄河流域广大生存空间，并不无自傲地将自己生息、蕃衍之地视为世界之中心，直至明确自称“宅兹中国”、“惠此中国，以馁四方”（注：“宅兹中国”见于陕西宝鸡出土周成王时《何尊》。“惠此中国”出自《诗经·大雅·民劳》。），但周边的其他族体仍常常在华夏地区迁移、流动。这就是历史上所讲的“南夷北狄，往来不绝如线”。可见，南方的“夷”和北方的“狄”，同中原的华夏，处在一种对立而又交错、交流的状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华夏对夷狄，很自然地难免有一些由于文明比较先进而带来的优越感与偏见，却绝未发展到近代资本主义那种系统的种族歧视。从最初的字义上讲，“夷”乃带弓之人。又，据《越绝书》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且“自淮以北皆称夷，自江以南则曰越”，夷越一家，均指滨海而居的古代族体。（注：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九章。）可见，上古时期“华夷”分野的观念，主要还是为了维持我国中原地区正在形成中的华夏族体血统纯净的需要，即所谓“裔不谋华，夷不乱夏”。华夷观念所反映的，是中国境内华夏族体与其他族体之间的对立与交流关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秦帝国。中国的对外关系，自此在理论上被提上日程。北击匈奴，南征南越，东使“蓬莱”，筑长城以守之，设郡县以治之，遣徐福以求之。设使秦祚绵长，在此基础上确实可能出现若干对外关系的生长点。然而，不旋踵间，二世而亡，秦帝国仅仅为日后的“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
    汉承秦制，建立了前后延续四百载的两汉帝国。中华古代文明，正是在两汉时期达到一个繁荣昌盛的高峰期。国祚绵延、体制完备、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汉帝国，自然有着对外扩大政治影响、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需求。
    在汉帝国的北方，是广袤无垠的草原地区。生活在这一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受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与驱动，不断周期性地南下压迫、入侵中原农耕地带，造成中国历代汉族王朝所谓“外侮”的永恒主题。“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从汉初开始，除卫青、霍去病、窦宪、窦固等极少数情况外，大汉帝国面对北方匈奴，基本上处于被动的守势，根本无法建立什么秩序，是有华夷而无秩序。而匈奴以北今日中国境外地区，更是人烟绝稀的西伯利亚地区。森林无际，渺无人烟，遑言国际秩序！
    故而汉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只能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展。这也是自汉唐以至明清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先天性取向。
    向东，中国人面对着浩瀚无际的世界第一大洋--太平洋。太平洋东西的超长跨度以及气象、洋流等风险条件，加之美洲印第安文明的迟晚发展，使古代中国对深入太平洋一事始终踟蹰不前。在这个方向上的对外交往，仅限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
    向西，经河西走廊、天山与昆仑两山之间越过葱岭，数条古老的商路蜿蜒西去，与中亚、西亚、地中海世界相连。与汉帝国并驾齐驱、处于同一古典文明梯次的罗马帝国，雄强一世，富难匹敌。罗马文明，以地中海为中心，流播四方，同汉代中华文明，各踞东西，交相辉映。罗马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互吸引，造成古典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路沿途，邦国林立，更有中介波斯，乘势而起。大汉朝廷，自张骞凿空，到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最初的驱动力，有一个重要因素，乃是出自对付北方匈奴的战略考虑，即所谓“断匈奴右臂”。这种政治动因，却极大地推动了中西交通与经济、文化的交流。汉代向西方伸出的触角，以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为标志，曾远至波斯湾东岸。汉代对西域的经营，使今日中国境内新疆地区的一些邦国开始内附，终于在历史的长河中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至于中亚以远诸国，汉帝国即使想建立或营造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恐怕也是有心无力。北有匈奴虎视眈眈，丝绸古道烽燧相望，始终是一付惨淡经营的架势。葱岭以西诸国，均属“绝远”之地，全凭丝绸古道一线相牵。对于汉帝国来说，这些“绝远”之国来使则喜出望外，断交则无可奈何。罗马帝国，即中国史籍中的大秦，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实际上已份属分庭抗礼的地位。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后汉书·西域传》）这其中的“献”字，恐怕只是汉帝国统治者的自我安慰而已。同样地，波斯在安息王朝时代，据中国史料记载，“其属大小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史记·大宛列传》）当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时，曾派遣副使访问安息。安息王派大将率领两万人马出迎数千里。不久，“汉使还，而后（安息）发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中华与波斯之间，完全是对等关系，是两强的友好交往。这其中的“献”字，同样有假，同样是当时中国人（这一次是我们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笔端流露出的大汉意识。至于丝路上其他中小国家，慕名遣使前来中国，虽可能出自对古代中华文明心仪、欣羡之情，却很难与中华帝国形成某种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它们同中国之间，极而言之也只能营建一种丝绸之路的国际秩序，即共同维护丝绸古道的安宁与畅通。我们知道，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两千年丝绸古道常因变乱而被遮断。故而在这一方向上，中华帝国的对外交往也难以有什么营建国际关系体系方面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