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向自由主义帝国观转变的英国人
    达勒姆关于授予殖民地责任政府的建议遭到国内政坛大多数人的反对。托利党元老威 灵顿公爵宣称：“地方责任政府与大不列颠的主权完全是不一致、不协调的”（注：R· 缪尔：《英联邦简史》第2卷（Ramsay Muir,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Ⅱ），伦敦，1927年版，第437页。）。辉格党殖民大臣罗素则强调责 任政府必然导致英国议会的大权旁落：“这样，就可能发生总督同时接到女王指示和殖 民地行政委员会建议的事，而两者彼此完全是不同的。如果他遵从来自伦敦的指示，他 的宪法责任就将完全失败；如果他服从来自行政委员会的建议，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从 属的官员，而是一个独立的君主。”（注：安东尼·伍德：《19世纪不列颠》，伦敦196 4年版，第207页。）英国王室也表示了相同的立场。1843年，阿尔伯特亲王代表维多利 亚女王在给殖民大臣斯坦利勋爵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英国王室会允许加拿大责任政 府的建立，因为那将等于一个脱离母国的宣言”（注：乔治·伍德科克：《谁杀死了英 帝国？》（George Woodcock,Who Killed the British Empire?-An Inquest），JonathanCape公司1974年版，第172页。）。因此，墨尔本政府只接受了达勒姆报告中关于合并上 下加拿大的建议，而对改革殖民地政治体制以及殖民地与帝国关系的建议则不予采纳。
    然而，历史毕竟已前进到了19世纪，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正在广泛传播。在英国国内 ，宪政制度也刚刚经历重大变革，现代意义的政府与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国王彻底丧失 了挑选内阁首相的特权，由获得议会多数的政党轮流组阁执政，成为政治生活中新的惯 例。与此同时，随着1846年皮尔政府废除《谷物法》，贸易自由的时代终于到来，几百 年来维系着帝国与殖民地关系的旧殖民制度即将寿终正寝。所有这些都促使着统治阶级 集团立场的转变。尤其是，英国政治家们一旦发现改革实际上不可避免，而且并不必然 导致殖民地的分离，便迅速摆脱了旧帝国观的思维定势，殖民地的宪政改革因此表现出 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之势。
    在北美各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的过程中，亨利·格雷和额尔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格雷出身著名辉格党人家庭（父亲是1830至1834年的首相查尔斯·格雷），他赞成威克菲 尔德关于殖民地土地与移民政策的主张，倡导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支持英国 放弃重商主义实行自由贸易，是个立场一贯的自由主义政治家。然而对于达勒姆关于让 殖民地人民建立责任政府的建议，他却持坚决的抨击态度。40年代英国政党政治的发展 和责任内阁的最终确立，促使他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当1846年进入罗素内阁任殖 民大臣时，他便开始以一种务实态度思考移民殖民地的改革要求：既然英国的政党政府 与王权并不冲突，那么女王在殖民地的代表为什么要由一个英国的政党来担任，而不能 由一个当地的政党来担任呢？大不列颠将管理权授予政治上已成熟的殖民地中那些得到 民选议会大多数支持的人，而不是那些由英国王室挑选和任命的行政官员，到底会遭受 什么损失呢？（注：C·埃尔德瑞杰：《维多利亚帝国主义》（C.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出版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34页。）从格雷写给额尔金的私人 信件看，他也曾经对殖民地建立责任政府的前景抱有一些怀疑和忧虑（注：C·埃尔德瑞 杰：《19世纪不列颠帝国主义》，麦克米兰1984年版，第58页。）。但有一点他显然十 分确定，即给予殖民地自由最终能够加强帝国的团结。因此，只要殖民地在政治上足够 成熟，就应当允许其建立责任政府。正是在格雷的六年任期内，英国经历了帝国历史上 最剧烈的殖民政策改革，格雷自己也成为“第一个认识到按照殖民地人的观点，殖民地 的利益要压倒母国利益的英国殖民大臣。”（注：J·奥尔森等：《英帝国历史辞典》， 格林武德1996年版，第486、204页。）
    额尔金伯爵在政治上是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保守党人，1847年被格雷委任为加拿大 总督后，他忠实执行格雷的新政策，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1848年初加拿大举行大选， 改革派取得胜利，额尔金请改革派领袖组织政府。由此，加拿大历史上第一任由议会多 数派组成并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建立。对额尔金尊重选举结果的作法，格雷给予了肯定和 支持，明确表示：“在尊重与否决加拿大人意愿之间，没有中间的道路可走，否决是不 切实际的，因为如果我们超越当地的立法机构，就必须准备用武力来维持我们的权威。 ”（注：K·贝尔等：《英国殖民政策文件集》（K.N.Bell & W.P.Morrell,Selected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Colonial Policy），牛津1928年版，第107页。）额尔金在 加拿大宪政改革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他是个负责、务实、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本人对责 任政府在加拿大的建立充满自豪、称责任内阁政府为“我的制度”。尽管有岳父达勒姆 的著名报告，额尔金从不怀疑，自己才是加拿大的“责任政府之父”（注：J·奥尔森等 ：《英帝国历史辞典》，格林武德1996年版，第486、204页。）。
    英国著名帝国史学家劳埃德指出：“加拿大责任政府的建立虽然与当初达勒姆设想的 有些不同，但在医治殖民地对母国的不满方面，却和达勒姆希望的那样有效”（注：T· 劳埃德：《不列颠帝国》（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牛津1984年 版，第187页。）。责任政府的建立，对加拿大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促进是显而易见的。殖 民地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在这一全新的政府形式中，在英国式宪政制度下，找到了既维护 自身利益又消融彼此冲突的合法手段，民族矛盾再没有演变成分离主义的起义或叛乱。 责任政府的实现还直接促进了加拿大民族的形成，从而为20年后英帝国第一个自治领的 产生准备了道路。正如霍布豪斯所说：“历史表明，享有责任制政府的法国人和英国人 ，尽管历史上存在着一切宗教信仰、语言和社会结构方面的争端和差异，却融合成了加 拿大这一民族。”（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