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谱》记载章氏29岁时“学文章于朱筠”，并“下塌先生邸舍”，由于有了安定的生活，又有诸多名士的交往，章氏“晏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胡谱》记载了朱筠尤其赏识章氏的才华，“初入都门，朱大兴先生一见许以千古”，“及门会稽章学诚议论泉涌，先生（朱筠）乐与之语。学诚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先生反为之破颜，不以为异”。同时劝阻章学诚不要走当时士人的道路，说道：“足下与此无缘，不能学，然亦不足学也。”朱筠正是点拔章学诚坚定自己志向的一位难得的好老师。
    通过朱筠，章学诚与吴兰庭、任大椿、冯仲匢、邵晋涵、蒋秦树、程晋芳、周震荣、洪亮吉、汪辉祖等的交往，对章学诚有极大帮助，《胡谱》均有记载。限于篇幅，此仅以章学诚与邵晋涵的交往为例加以说明。章学诚长邵晋涵6岁，章氏34岁时始交邵氏， 《胡谱》载：“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等皆在太平使院。……邵晋涵……时举前朝遗事，使朱筠与先生各试为传记，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记注世系年月、地理、职官之属，凡非文义所关，覆检皆无爽失。由是邵与先生论史契合隐微。先生时盛推邵之从祖廷采（念鲁）所著《思复堂文集》，谓为五百年来所罕见。”以后章氏与邵氏“时相往还”。“章氏46岁”条载：“（章氏）卧病京寓，病迫危急，邵晋涵载先生至其家，延医治之。病中尝与邵氏论学，每至夜分。邵氏有志别作《宋史》，以维持《宋学》为志。先生勉以‘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再以后，章氏55岁时作《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以自己对新史体的设想与邵氏讨论《宋史》的体例，并“时时督责之”。直至邵氏嘉庆元年去世，两人相交二十多年而不衰。
    （三）《胡谱》指出实斋本人的不足之处
    一般年谱，往往只说谱主的好处，不说他的短处，但《胡谱》不但说章氏的长处，而且指出他的不足，主要是评论章氏对汪容甫、袁枚批评的不恰当之处。
    《胡谱》认为：汪容甫以文学高才兼治经学，在当时颇有声望。王念孙曾为其遗书作序，认为“宋以后无此作手矣”。但章学诚对汪氏深为不满，专门著有《立言有本》及《述学驳文》4篇。 胡适指出：“其《驳墨子序》前半驳汪中谓墨子之诬孔子等于孟子之诬墨子，实不能使读者信服。汪中论墨子，实有独见处”，从而认为“汪中对墨子的评价，实二千年来人所不敢发。实斋认为‘好诞’，如何使人信服呢？”胡适又指出章氏驳汪中的《释煤氏文》太迂腐，“实无道理”；“汪中的《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痛论未嫁女子守贞及从死的非礼，乃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实斋乃作长文驳之，谓为‘有伤于名义’，谓为‘丧心’，谓为‘伯夷与盗跖无分’。此真‘绍兴师爷’之伦理见解！”胡适进而推测：“此等处又可见实斋对于当时负重名的人，颇多偏见，几近于忌嫉，故他对于他们的批评有意吹毛求疵，甚至于故入人罪。”
    胡适指出：实斋对于袁枚的批评，也有不中肯之处。《遗书》中专攻袁枚的文章，共有5篇。胡适认为：“袁枚的为人， 自然有许多不满人意之处，但此人在那个时代，勇于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议论，自是一个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论诗专主性情风趣，立论并不错，但不能中‘卫道’先生们的意旨，故时遭他们的攻击。”
    另外胡适指出：“实斋因怕书繁重而易失，就反对详细的志书，这也是一大错误”，“但实斋终是一个‘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书》以下各史的志书太详细了。”等等。胡适采用一种客观、求实的态度，指出了章氏的不足，而且许多批评击中要害，如章氏的“卫道”观念。
    二、与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之比较
    《胡谱》出版的同年秋天，资料更为周全的《章氏遗书》（刘翰怡刊刻）首次问世。故此，胡适在1927年要当时对章氏学说很有研究的姚名达对自己五年前所作的年谱进行修订补充。之后遂有胡适原著、姚名达补订的《增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印行，书前有何炳松、姚名达、胡适的序。何炳松在序言中说：“达人先生……研究章氏已经三四年了，身边又带有充分的材料，……他实在补进了不少材料，而且有一部分材料是适之先生当时还没有发现出来的，因此这本《年谱》的内容更加美备了。”（注：王云五主编、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何炳松序，第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同时姚名达又依着自己所理解的年谱体裁，“重新改造一部《章实斋先生年谱》”（注：姚名达：《章实斋先生年谱》序，《国学月报》二卷四期（1927年）。）。这部年谱仅约一万余字，不及适之原作的四分之一（注：胡适在《胡适的日记》中说该年谱共约四万五千字。）。为什么后出的年谱字数竟少了这么多呢？姚名达在他这一新撰的《章实斋先生年谱》自序中是这样说的：“适之先生做的有议论、解释和批评，我做的只有纪述。”“适之先生想拿一本年谱表明实斋学问的变迁和大略，……我在我做的《章实斋年谱》，尽录他自述自评的话。”问题正在于“表明实斋学问的变迁和大略”上。胡适所作年谱的这一特点无论从当时的影响，还是从今日的眼光看，正是胡适主要学术贡献之所在，而姚名达却不赞成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恰恰可以反映出姚名达的学识不如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姚谱》）只有记述性的材料，它把最能体现实斋学问思想的东西删掉，另写专篇论述（注：姚名达的《章实斋生平成绩一览表》说明了章实斋学问思想的变迁；他的《章实斋的史学》说明其学术关联及史学观；他的《邵念鲁年谱》是专为追溯实斋学术的渊源而作。）。与《姚谱》相比，更能显示出《胡谱》的独创性、思想性，兹仅举几例首先说明之。
    对于《湖北通志》这一重要著作，《姚谱》只列举了其主要内容，而《胡谱》不仅介绍了其主要结构，而且由此阐明了章学诚的著述宗旨及其方志学的有关理论。“通观诸卷，可见全书大凡。今录一序一书，以见先生著书之主旨”，接着胡适从灵鹣阁《文史通义补编》本的《为毕制府拟进湖北三书序》摘抄部分内容以说明之：“臣愚以为志者，识也，典雅有别，欲其可以诵而识也。”“臣愚以为《方志》义本百国春秋，《掌故》义本三百官礼，《文征》义本十五国风。”最后指出：“此书首论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于己’，真数千年来史家未发之至论。中间叙修志时种种困难，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绝重要之传料。”
    又如对章学诚与戴震的学术关联，《姚谱》只注意了他们方志学思想的异同，而《胡谱》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先生对于戴氏，虽时有贬辞，但他确能赏识戴学的好处，先生做《朱陆篇》，即为戴氏而作。”“先生晚年复作《书朱陆篇后》，明言此篇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论戴学为朱学的正传，真是特识，非研究学术渊源有所得者不能为此言。”进而指出“先生不满意戴氏，凡有数端。第一，戴氏论修志，与先生不合。……第二，先生述戴氏论古文，谓‘古文可以不学而成……’，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击朱子，……先生是维持‘宋学’的人，故对于此事最不满意。”可见，“先生对于戴震的学问确有卓绝的了解。”
    《胡谱》的独创性还表现在他系统总结出章氏的教育方法（按，在“乾隆五十五年”条）以及其校雠之法，即今所谓“索引”之法，后来汪辉祖的《史姓韵编》与阮元等的《经籍纂诂》都是这类的书（按，在“乾隆四十四年”条）。而《姚谱》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