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向新的世纪，史学怎样思考
    面向新的世纪，史学工作者面临着许多新的课题、新的任务，在扩大视野、拓展领域、改进方法、严肃学风、提高科学水平、增强史学活力等方面，都有许多工作要做，真是任重而道远。毋庸置疑，这些工作所能进行的程度，所能达到的成就，将决定中国史学在下个世纪的面貌，决定中国史学在21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处的位置。具体说来，这将决定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史学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怎样的作用。这是史学界所关心的问题，也是公众和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历史是无情的，也是无私的。历史无情，是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历史潮流的前进；历史无私，是因为它总是一如既往地给一代代人留下宝贵的遗产和丰富的智慧而永无止境。问题在于，人们如何面对历史潮流，怎样看待历史智慧。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古往今来，许多有识之士，都懂得这些遗产和智慧对于人们从事现实的与未来的创造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而也就必然能够更好地面对历史潮流。而面向新的世纪，我们的史学工作，有必要进一步地深入研究历史潮流。历史智慧与人们的历史活动的相互关系，提高人们对于历史智慧的认识，促进人们学习历史，从史学中汲取更多智慧，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实践。
    二、历史运动与历史智慧
    人们在自身所参与的历史运动中，创造和积累了历史智慧。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1〕。 这反映出了在很早的古代，人们就懂得十分重视前人所创造和积累的道德、智慧。这里说的“前言往行”，后人解释为前辈贤者的嘉言懿行，包含有道德、学识、智慧的广泛内容。因此，这里所说的“德”，也就具有道德、智慧的深刻内涵了。所谓“畜”，是培养和积累。诚如南朝史家裴松之在理解这句古训的时候写的：“畜德之厚，在于多识往行。”〔2 〕这个古训揭示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人们从历史中可以得到“德”，即得到道德、学识和智慧。
    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而智慧，即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亦可简称为人们的才智、智谋，则是精神财富的重要部分。这些智慧，一方面可以通过大量的物质财富折射出来；一方面又可以以精神产品的形式积累和传承。可以这样说：历史，它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对于这一点，中国古代学人，尤其是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有十分自觉的认识，史官制度设立之早，就是很好的明证。而从《史记》、《汉书》这两部较早出现的“正史”来看，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及蕴藏的智慧，内涵是极为丰富的。直到唐初，人们对史官的规范性要求，还是很明确的。这个要求是：“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命，外执六典，以逆官政。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衅衅。”〔3〕由此看来， 史官要把前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创造活动，尤其是在这个创造活动中所积累的各方面的智慧总结出来，记载下来，是多么艰难而崇高的事业。
    如此看来，在历史运动和历史智慧积累之间，史官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史官受到公众、社会和国家的重视，是很自然的。
    这里所谓历史智慧，是指历史上的人们对事物能够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是指他们关于对待社会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才智、智谋。换言之，所谓历史智慧，是历史上的人们所创造、所积累的智慧。历史智慧，是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相对而言的；但是，正如人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一样，人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割断历史智慧同现代科学知识、认识能力之间的联系。
    三、史学与历史知识、历史智慧
    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之一，它的生命力是永存的。如果说人们“多识”的途径最初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那么在有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以后，从史书中学习历史知识，汲取前人的道德、智慧就成了主要的途径了。上引裴松之的话，便是明证。
    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通过学习史书，可以获得广泛的知识，汲取丰富的智慧，从而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楚国的史官左史倚相，被国人称为“楚国之宝”，称他“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4〕。 左史倚相是熟悉“训典”的史官，故能时时同楚王谈论历史上的成功失败、经验教训，使楚王便于更好地管理国家。典，当是一种古老的文献形式。《尚书·多士》说的“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证明“册”和“典”至晚在殷朝就已经出现了。楚人说的“训典”，既与“百物”、“善败”、“先王之业”有关，说明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内容。人们正是从这些丰富的历史内容中汲取智慧，变得更加聪明，更富于历史责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