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势”以明确的趋势的含义，是柳宗元的《封建论》。他在这篇著名的史论中，以周、秦、汉、唐的历史为根据，证明分封制的出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同时也证明，秦以下实行郡县制，也是势使之然。〔17〕柳宗元论“势”，启发了后人的思考，提出了对于“时”的认识。宋人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中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证明“三代封国，后世郡县，时也”〔18〕，这颇近于柳宗元的论“势”。宋人苏轼认为：“圣人不能为时，亦不失时。时非圣人之所能为也，能不失时而已。”〔19〕这是很机智地说明了“圣人”与“时”的关系，都是很富于理性特色的。王夫之对“时势”有进一步的阐发，认为：“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20〕这是指出了一定“时势”的出现，定有其一定的原因，从而把问题提得更加深刻了。总之，关于“势”的认识，已超出了对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教训、得失成败的范围的考察，而走向对于一些带有普遍性问题的思考。
    关于“势”的探究，引发了对于“理”的进一步认识。司马迁说的“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是较早的从史学上提出“理”这个范畴的。他说的“理”，其本意当是指道理、原因之类而言。历代史家多有探索对于“理”的认识的。班固《汉书·叙传》中有“穷人理，该万方”的说法。唐人李肇撰史的目的是“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 示劝戒”〔21〕。而王夫之是古代史家中把“理”阐发得较深刻的。 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22〕。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的认识，只有达到了“顺于理”，才能“适于用”。什么是“理”呢？他认为：所谓“理”，就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23〕。这就是说，“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他又说：“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24〕。这是否可以认为：“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的本质。探讨历史运动中的“理”，就是揭示“势”的本质，亦即法则。如此看来，认识历史中的“理”，也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历史智慧。
    史学家们在探索、揭示历史智慧的过程中，还提出了“道”这个范畴。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序中写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司马迁把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看作是符合某种法则的表现，也是合乎于自然发展的证明。这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的朦胧认识，今天看来亦不失为历史智慧中的精粹。重视从客观历史中去探寻“道”，从历代史书中总结“道”，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所谓“经以载道，史以纪事”从而把“道”与“事”截然分开的论点，思想深刻的史学家是不赞成的。元初胡三省明确地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纪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与？”〔25〕胡三省认为，法则是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事物而产生出来的，它寓于事物之中；换言之，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许多事物的时候，才可能真正认识法则本身。质而言之，“道”出于“事”而高于“事”，是属于意境很高的智慧。这从他评论《资治通鉴》的价值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晰。他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6〕《资治通鉴》包含了丰富的史实，而上文所说的这些原则，正是从“事”中总结、提升出来的“道”。这可以看作是具体地说明了胡三省关于“道”与“事”之关系的有力的例证。清人龚自珍把胡三省的论点进一步发展了，更加明确地提出“史”与“道”的关系：“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27〕只有“出乎史”，才能“入乎道”；因此，要懂得“道”，首先要读史。从所引之文的上下文来看，龚自珍所说的“道”，是内涵更丰富的由诸多法则结晶起来的智慧以及运用这些智慧的才能。
    要之，史家关于“鉴”、“势”、“理”、“道”的阐述，从几个重要的理论范畴揭示出史学中所蕴含的高层次的历史智慧，也反映了在历史和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历史智慧之积累和提炼的过程。
    王夫之认为：“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徵也。则必推之而可行，战而克，守而固，行法而民以为便，进谏而君听以从，无取于似仁似义之浮谈，只以致悔吝而无成者也。则智有所尚，谋有所详，人情有所必近，时势有所必因，以成与得为期，而败与失为戒，所固然矣。”〔28〕这一段话，从古人的观点来看，是关于史学与历史智慧之关系的很好的说明。
    四、历史智慧与现实运动
    人们的社会实践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指导，而这种正确的思想指导又来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包括自身的、他人的、社会的和前人的实践）。历史智慧作为前人在社会实践中总结和积累起来的有益经验与正确思想的结晶，在人们的现实运动中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20 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这方面给予我们丰富的认识。 诚如李大钊在20年代出版的《史学要论》一书中所断言、所预见的那样：“研究历史的趣味的盛行，是一个时代正在生长成熟、正在寻求聪明而且感奋的对于人生的大观的征兆。”他认为，这种“智力的老成”，有利于人们去创造“新世界”。他还指出：“历史的进路，纵然有时一盛一衰、一衰一盛的作螺旋状的运动，但此亦是循环着前进的，上升的，不是循环着停滞的，亦不是循环着逆反的，退落的，这样子给我们以一个进步的世界观。”〔29〕所谓“寻求聪明”和“进步的世界观”，这里指的是对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认识和对于历史前途的信心，这是历史学给予人们的最重要的智慧，也是历史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